张锐强

　　最近作家炒作协鱿鱼，似乎成了风气。继湖南那两位作家之后，上海青年作家夏商也致函上海市作协宣称退出。湖南那两位作家的退出，似乎出于对省作协组织协调的强烈不满，诸如大家争当副主席闹得鸡飞狗跳墙体统全无、发展会员过滥等等。尽管做法尚有商榷的余地，但情绪可以理解。而夏商步其后尘，则不是邯郸学步也脱不了东施效颦，难免成为笑柄。

　　不可否认，如今的作协角色的确有些尴尬。虽然号称民间团体，但却带有无比浓厚的官方色彩，因此在许多方面都要受约束。与此同时，因为经费的限制，也无力开展多少活动。然而尽管如此，它的存在依然有积极意义，不可一概抹杀。在市场经济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地睥睨一切的今天，作家这个称号不受嘲弄就谢天谢地了，哪里还有什么荣誉和光环。尤凤伟在接受采访时说作家是个鸡肋，可谓一语中的。因此作协更像一个真正的同志———志同道合式的团体，作家本人也更像一种立场或者姿态，如此而已。我们不能也不该对作协寄予过高的期望。从来没有救世主，作协当然也不应该成为作家发稿子出书的救世主。

　　从民间立场出发，作协的积极意义当然不在于它们定期不定期地出版的内部刊物（非指文学杂志）。且不说它每年或者每几年终究要搞一些活动，就是那个称号本身，对刚刚开始写作的人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鼓励。无论如何，那终究是跳高运动员需要迈过的一道标杆。它对外人也许一钱不值，但对本人来说则可能意味着一切。

　　我非常理解他们退出作协的心情。因为他们的成绩已经足够多，心理已经足够坚强，不再需要作协会员这块牌子给自己鼓劲。也是，如果写到莫言、余华的程度，中国作协会员的牌子也不会给它带来成就感。因此在我看到过的他们的简历中，几乎都没有这一条。这种情绪是非常正常的，它标志着成熟与进步，是一种对过去的否定。比如我，刚开始写东西是从写邮文，也就是关于集邮和邮市的文章起家的。在《集邮报》发表处女作时，我激动的心情好几天都不能平静。但是现在，它们除了稿费意义外，不再能给我带来任何成就感，我也因此在文章满天飞的情况下，选择了与稿费的告别，逐渐淡出。但尽管如此，夏商退出的方式难以让人接受。它更像是无情地炒了作协的鱿鱼，怎么看怎么像倒打一耙———不管怎么说，我敢肯定，上海市作协给夏商提供过帮助。无论大小如何，那种帮助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无法抹杀的。作家跟作协的关系远不如合同契约关系，可以这么说，你承认自己是作协会员就是作协会员，不承认就不是。如果作协会员证对你来说的确不再有意义，那么你完全可以选择淡出，比如不缴会费、不参加作协组织的活动等等。何必要这样当众割袍断义画地绝交，弄得沸沸扬扬呢？就像我，虽然已经彻底退出邮坛，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集邮报》，忘记那个发我处女作的编辑。我觉得，这是一种做人的道义。在这一点上，余华有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是《北京文学》发现和扶持的我，所以《北京文学》叫我干的活，我不敢不干。信陵君盗虎符借兵救了赵国，赵国上下都感激涕零，信陵君见状不禁有些飘飘然。这时旁边有个门客说了一句话，让他一下子清醒了过来。那门客说你给别人的帮助，应该忘记；别人给你的帮助，应该牢记。我想把这话的后半段送给夏商。与此同时还有一个疑问，其前提是假设他是中国作协会员；如果是，他干嘛不一同退出？根据作协的组织原则，上级协会会员是下级协会的当然成员。因此如果是，建议他再递一道辞呈。

　　这些道理其实都是常识，聪明如夏商者不可能不懂。一个生活在大都会、最近又相对比较岑寂的作家，肯定比旁人更懂得再度争取眼球的手段。当然，这是一种商业手段，我们无法也不应该用道德的标准去作评判。可作为作家，这个已经俗套的说法他难道不知道吗，第一个用花比喻女人的是天才，第二个用花比喻女人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