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

　　关注“城市房屋拆迁问题”之三

　　要搞城市建设就难免要拆迁，但拆迁一定要在充分保障被拆迁人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然而最近十来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全国一盘棋”式的轰轰烈烈推进的强制拆迁，制造了多少骇人听闻的悲剧，南京市民和安徽农民的不幸遭遇，更是让我们的心有一种被捅了一刀的感觉！

　　那些有幕后交易的强制拆迁，哪里是依法进行的，分明是腐败分子与不法商人相勾结所进行的活脱脱的“扒房”；哪里是对房屋的强制性拆迁，分明是对房屋主人的人身强制和财产抢劫！

　　建设部副部长刘志峰日前公开承认：“在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和房屋拆迁中间，包括城市规划建设中间，目前确实有大量腐败问题，有些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

　　腐败是权钱交易后出现的现象。拆迁中的腐败之所以屡见不鲜，是因为：一方面，官员指挥、操纵拆迁可以增加受贿机会，把自己钱包装满，从而取得不法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拆迁可以使官员所在地“旧貌换新颜”，在城市建设方面取得业绩，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让官员脸上有光，易于升迁。在目前的体制中，经济增长的业绩往往是决定地方官员升迁的关键。在这种激励机制下，地方官员逐渐从非生产性的政治官僚转变为生产性的“企业家”，很多人恨不得用房地产开发这一项工作来完成所有的经济增长指标。

　　所以，拆迁以及房地产开发，在许多官员看来，是一项可以保证政治（前途）、经济（钱包）“双丰收”的大好事。既然如此，又何乐而不为呢？

　　这就不难看到，有的官员的“生死之交”，就是房地产开发商；在许多地方的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有的地方官员在幕后操纵，有的亲临一线，混迹于开发商、建筑商、材料供应商之间，对监理机构、拍卖机构、会计审计机构发号施令；有的官员为了保证拆迁能够顺利进行，容忍、庇护甚至培养、扶植一些不法商人，有的官员为行事方便干脆亲自披挂上阵。

　　房地产领域的腐败，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有，只不过今天更为令人触目惊心而已。这是因为房地产的市场化改革越充分，交易机会被制造得越多，在我们对官员的教育、监管又存在制度性缺陷的情况下，官员手中的权力就越易于寻租，权力的“市场价值”就越容易展示出来。

　　所以，我们才容易看到一些奇怪的现象：有的城市刚拆完东边，又拆西边，全城拆了个遍；有的城市，拆完解放前修的房子，再拆十年前甚至前几年修的房子，理由是这些房屋即使全新，也是“有碍观瞻”，或者与“新的城市总体规划不相协调”。要拆旧房有理由，要盖新楼有理由，过两年再拆，也还有理由。强令老百姓拆迁的理由五花八门，但都是冠冕堂皇的。尤其是拆迁中的腐败分子与不法商人勾结以后，更会绞尽脑汁编造拆迁理由，让被拆迁者以及我们这些旁观者顷刻间通通“失语”。

　　对于腐败问题，一位外国政要曾说过这样的话，反腐败不能够站在房顶上大喊大叫：这间房子里有腐败！他想强调的是：反腐败必须要有政治智慧，一方面要惩恶扬善，清除官员队伍中的害群之马；另一方面要保证人们对政府的信心。

　　把这位政要的这句话稍微修改一下就是：我们可以站在被拆迁的房子上大喊大叫，这间房子里有腐败！我的这句话想强调的是：拆迁以及整个房地产领域的腐败，已经到了不可容忍、必须“反”的程度了；反腐败要多管齐下，不能仅仅靠建设主管部门一家，多年的实践证明，建设主管部门对房地产中的腐败现象几乎年年“喊打”，但拳头好像没有砸在人身上，其效果实在不敢恭维，所以，反房地产领域的腐败必须动用纪检、监察和司法力量，多处出击。这样，拆迁以及整个房地产领域腐败盛行的现状才能被有效遏制。

　　本报特约评论员　周光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