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卢保红、张涛、程子龙

　　河北省科学院近些年在体制改革、调整职工岗位时接连出现正教授看大门、副研究员和在职研究生坐传达室发报纸的情况。对此，院方负责人认为这是改革中的阵痛，而当事人却直喊冤，认为是院方对他们不公正，是人才浪费。

　　刘志明：

　　正教授看大门太“奢侈”

　　刘志明，1964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1978年到河北省科学院从事科技情报翻译工作，正教授级外语译审。是河北省仅有的两名精通波兰语的人才之一。1993年到单位下属公司任经理，后因公司倒闭，1996年已56岁的他成了看大门的门卫，时间长达两年。

　　本人自述：

　　怎么也想不到我堂堂一个正教授会落到如此地步，一直怀疑是搞公司失败了领导对我有成见。在看大门期间，院里要求我不能干站着，要不停地巡视，寒冬腊月也不能例外，人事部门经常打电话查岗。看大门的活倒是不累，关键是思想上接受不了。

　　院方说法：

　　河北省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刘树煌：这是改革当中的阵痛。院里1992年搞第一轮人事制度改革，通过定编定岗、竞争上岗，人员“一个萝卜一个坑”。而刘志明偏偏在此后到下属公司搞经营。后来经营不成功想回来，已经没有他的岗位了。虽然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够得上人才，但也不能把他塞进去，把别人给挤出来。

　　记者点评：

　　人事制度改革无论怎么改，其目的都是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让人才脱颖而出，因此改革与尊重人才并不矛盾。但就我国的国情而言，人才也远没有多到连个工作岗位的“坑”都没有的地步。看来，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目标任重而道远。

　　副研究员王英华：

　　有人偷了我的“奶酪”

　　王英华，1968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原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后进修北京大学图书情报专业第二学士学位，副研究员。1978年到河北省科学院工作，多年在科研处从事科研项目管理。1994年，到院下属的科技实业公司从事经营管理。1997年被安排在院传达室发报纸，1999年提前病退。

　　本人自述：

　　我跟刘志明的情况有些类似，也是搞经营没成功，回院里就没工作了，其实并不是我能力差，主要是没有处理好与领导的关系。被安排到院传达室发报纸，一干就是两年。其实传达室根本不缺人，我在那里只是“挂”着，每天接受来往同事的“瞻仰”，精神压抑得简直快崩溃了。院方说法虽然她算是人才，但如今科研单位岗位搞的是人才和部门间的“双向选择”，决定一个人是否被使用的因素很多。所以，一个人即使能力再强，如果不能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也是不行的。

　　记者点评：

　　改革在实现人才“能上能下”的同时，也给了单位领导更大的用人权，“说你行就行，说你不行就不行”，领导的判断水准及个人素质在用人上显得尤为重要。而谁来监督人才使用的公正、公平、科学、合理性，则是改革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新课题。

　　研究生张成槐：

　　我的活有小学文凭就够了

　　张成槐，1995年毕业于河北大学物理系，河北科学院能源所工程师，在职研究生。后因带其搞课题的工程师退休，自己申请不到其他研究课题没活干。2002年，先在办公室当内勤，收房费、水电费。去年冬天院里改制搞竞争上岗，他因专业不对口开始在能源所传达室发报纸。

　　本人自述：

　　其实我现在做的活有小学文凭就够了，我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院里一方面每年继续招收大学毕业生，而自己却在苦苦为岗位奔波。说实在的，在我们所里的科研人员中，我绝对不是最差的，但我的工种确实是最差的。

　　院方说法

　　科学院改制后，由于种种不适应，科研成果转化率低，创收艰难。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各个研究所只能压缩课题数量，出现像张成槐这样的在职研究生没活干的情况就不足为奇了。

　　记者点评：

　　张成槐的遭遇并不是单位人才多得用不过来，而是单位没有能力再给其提供岗位。这时人才合理流动机制的建立就显得尤为紧迫。3名知识分子的遭遇虽然只是个案，但却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政府需要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当然，知识分子也应尽快适应社会转型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