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旭东

　　西门的长篇小说新作《骚戏》深沉、大器又与众不同，令人震撼和激动，堪称近年来少见的精锐之作。针对作品中的价值观及其中的性、暴力等描写可能引起的争议，当代文学评论家叶立文博士、石耿立副教授与作者西门进行了一次对话。

　　立文：《骚戏》局部的情节时时与“性”有关，甚至把“性”作为联结人物关系的“纽扣”。这是你的初衷还是出于别的考虑？

　　西门：“性”一直是个敏感的话题，但那些民间艺人在书中描写的那个时代就活在“性”的囹圄之中，没有人能够逃离。他们刚刚脱离土地与劳作，生活中对“性”的使用，远比普通农民复杂得多，又总能在“性”上找到契合点和支撑。实际上，我在研究他们的生存状态时发现，影响他们行为、思想和命运的，除了赖以生存的戏剧，更重要的是他们自身肉体对“性”的掠夺、纠缠和病态的给予，并由此形成了书中若干对畸形的人物关系。作为一部剖析他们生存状态的文学作品，“性”的内容也就不可避免。

　　耿立：《骚戏》坦率地描写了你的故乡，我觉得这是一种还原，是一种草根社会特有的、没有文人趣味扭曲的朴野纯正的东西。实际上也只有写出草根社会的驳杂、轻重、生死、善恶，酒徒与放荡，狡诈和斗恨轻死，剥去以前对故乡贴上的标签，把那些在性的奴役下的扭曲与放纵，对不可知命运的惊愕与坦然，和暴力的血泪中一个个活的灵魂镌刻出来，才能用文字为一段过往的时空雕塑。比如书中的男男女女不是把情感作为心灵的温慰。在草根社会里，那样可能太奢侈，大家心灵荒芜得已经没有头脑和心灵的东西，只是在彼此身体的相悦与肉体的碰撞中求得瞬间的、高峰的、美妙的、死一样的快感。

　　西门：《骚戏》揭示了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赖以活下去的动力和在自身的尊严、行为、罪恶、压力面前的反抗与颠覆。

　　耿立：草根社会生存状况最真实的场景，就是无边的暴力，而暴力的一种所谓公开方式是酷刑。在当代文学上，莫言和余华的文字与暴力往往同构，余华的《一九八六》曾写一个疯子用锯子锯掉鼻子，而莫言的《檀香刑》描写了国家的暴力，通过凌迟、腰斩、檀香刑威吓治下的草民，印象深的是里面有一段对妓女的行刑的叙述。《骚戏》对行刑的描写也是书中最出彩之处。花五魁唱了一辈子秧歌，最后唱到刑场上。他演戏别人是看客，他被处死别人也是看客，人们把它当成一种过节似的盛典。单从暴力而言，你认为《骚戏》在意境上可以和《檀香刑》对读吗？

　　西门：《骚戏》中关于暴力的描述，和以往文学作品中阶级之间的压迫、专政、个体生命与个体生命之间的斩杀与残暴，或者尽情展示被斩杀的过程有所区别。我宁愿把《骚戏》中的暴力分为两种层面，首先是现实社会给予各个人物的肉体和精神压迫的“大暴力”，其次是人物之间的冷漠、疏远、仇杀、歼灭、陷害。它表现在对“性”的掠夺，对尊严的捉弄，对一个生命自信心的毁灭。

　　“大暴力”和“小暴力”的双重威胁，造成了每个人物的行为失控，反映在心理上自然是畸形的。男人们或是用性暂时冲淡杀人的恐慌，或是用性洗刷自己的耻辱，或是用性验证自己对女人肉体的感知。这些有着掠夺意味的举止，主动性的大小和悲哀成正比，是在“大暴力”逼迫下的、变态的“发泄”和“反抗”。与男人相比，书中的女人则以“偷情”的形式承受并和他们对应着关系，从而寻找“身体的幸福”。

　　人们把性作为一种在生存中改变命运和得到平衡的手段，所以几乎每一对人物关系都是畸形和错位的。但它们有着自己生存的道理和彼此相互依赖的默契。

　　实际上，作品没有将视点最终放在“小暴力”的过程描述中，而是循着这些过程找到了它们的终点和成因。（《骚戏》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