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益

　　据说，人老了，所剩无多，多的只是回忆。那么，写下这些文字，也就是“老了”的标记了。

　　对许多人来说，回忆总是美好的。关于自己的回忆，过五关、斩六将，桩桩件件历历在目；关于师辈的回忆，嘉言懿行、道德文章，如数家珍；关于友人的回忆，温情脉脉，情深谊长。我真希望也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然而不能。牵动我记忆的始终是那些如嚼菜根的苦涩———关于自己也关于别人。

　　中学时代，我是在北京度过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有机会来到首都北京，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幸运。无论是现在还存在的汇文中学，还是位处端王府夹道，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北京师范学校，都曾关系着我人生一段美好的时光。然而，那些带点甜蜜的记忆，比如，戴上红领巾，参加青年团，荡舟北海，露宿钓鱼台，挥舞着鲜花欢呼着涌向金水桥，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致意……早已飘散了，如清晨山间的岚气，日高了，就不见了。人与人之间那些亲密的感情，在接二连三的运动中，被稀释、被淡化、被消解，消解于一个让人莫测浅深的寒潭之中。我至今相信，建立在经济关系基础上的阶级关系———是解释历史的一把必不可少的钥匙，但像当年那样依意识形态划分阶级并人为无限扩大的所谓“阶级斗争”，却无异于制造灾难。中学时代令人想念的老师，或因历史的陈账，或因家庭的牵累，或因耿直的言论，都在这样那样的运动中“消失”了，成为不可怀念的人。几十年后幸存的，忆及当年，听后唏嘘感叹，相对无言。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从来不是需要“专政”的“阶级敌人”。稍可自慰的，只是离开得早，没有直接在“斗争”中同中学的老师们短兵相接。

　　大学的生活就火药气十足了。虽然错过了暴风骤雨般的1957年夏季，入学之后，运动依旧一个连着一个。我曾真心相信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同资产阶级要长期进行较量；也真心相信青年人只要真理在手，就可以所向披靡。我们在批判中成长。直到“文化大革命”，连同我们自己也一道成为污泥浊水被涤荡，这时，才开始产生疑问：为什么过去崇敬的那些领袖、领导、英雄、模范，一夜之间都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什么过去奉为经典的那些小说、诗歌、戏剧、绘画、音乐，一夜之间都成了“封资修”的所谓大杂烩？我曾见过废品收购站里堆积如山的线装书成车成车拉往造纸厂化为纸浆，世代积累的雕刻、建筑在“破四旧”的旗帜下毁于一旦，而那些承载着中国文化的专家教授，一个个都被关进了“牛棚”，从事着最为原始、最为简单的体力劳动。这一切，都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这样的革命，连我这样在批判中成长起来的人也无法理解。我和我的许多同时代人，不断检讨自己对伟大的战略部署理解得太浅太浅太浅，努力紧跟紧跟再紧跟。遗憾的是我终于跟不上，因此终于被归于另类，接受了我也曾施之于人的批斗之后，在劳动中接受脱胎换骨的改造去了。

　　离开了政治漩涡的中心，却有了可能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过去的生活、遭遇和生存的环境。知识，究竟是一种力量还是一种罪恶；学术，应当是一种研究与发现还是一种诚惶诚恐的经注；公共权力是用以创造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还是用以限制或扼杀人的本性；学术是非是靠实践还是靠权力来检验？人间固然会有争竞，会有斗争，但这种争竞和斗争依靠什么来约束规范？一旦失去了约束与规范，在无法无天的环境中会酿出什么样的苦酒？曾经坚信不疑的那些理论，究竟含有多少真理？

　　我无法用理性的文字写出自己的感受，只能把记忆中的零星往事和琐碎的思索，以我习用的语言记录下来，或可给有意研究那个时期社会生活的朋友提供一些粗浅的素材。因为这些回忆，所关系之人事大都是我认识的前辈人物，又因为回忆只是鳞爪，还带有很强的个人感情色彩，难称正论，只是“臆说”，故冠以书名———《臆说前辈》。希望有兴趣的读者，读了这些并不轻松的随笔，能够从中找到于自己有用的东西。

　　（《臆说前辈》，陈四益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