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世界上最大的7个经济发达国家的财长在阿联酋首都杜拜发表了一项声明，呼吁借更有弹性的汇率机制，以助消除全球经济的失衡状况。

　　尽管这项声明没有特别指明是针对哪一个国家，但是从以往的关于人民币等亚洲货币的争论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及一些亚洲国家当为该项声明矛头所指。

　　回想上次2月22日G7财长会议，发达国家明显提高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调。因为，在那次会议上，日本一个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类似当年“广场协议”的提案被否决。

　　再回顾一下9月4日在泰国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上，各方财长因为汇率问题而对共同声明的措词争论不休，美国财长坚持使用汇率“弹性”的字眼，但是中国、日本等国家坚持使用“适宜”的字眼的情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财长斯诺终于在G7会议中获得了上次亚太组织财长会议没有得到的东西：各国应该采取更有弹性的汇率。

　　虽然，弹性汇率应该是一种浮动区间更大的汇率，但是，在G7的财长们看来，目前的人民币显然是一种单向浮动的货币，在美国的制造商看来，人民币被“故意”低估。

　　从斯诺的历次讲话来看，许多中国学者的解释更倾向于，斯诺支持一个暂时稳定的人民币汇率。

　　但是，斯诺在北京没有得到他和美国制造商希望得到的承诺。斯诺一直坚持的是人民币升值，这是一个需要重视的事实。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言论，但却从未放弃希望汇率水平由市场决定以及各国政府应该实行弹性汇率的底线。

　　而这在9月4日亚太经合组织的联合声明中是使用“适宜”还是“弹性”的争论中充分表现出来，也在刚刚结束的七大工业国的财长会议发表的声明中体现出来。

　　在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中，日本的角色最为尴尬和矛盾。它一方面最积极地呼吁中国升值人民币的汇率，但是同时，却不惜重金大举干预货币市场，以维持日圆的汇率水平不至于升值过高。有数据显示，日本今年前七个月共动用了9兆(万亿)日圆进行干预。

　　但是，在这次G7财长的聚会中，日本也受到了来自其它发达国家的压力，在G7关于汇率的声明中，日本当然也在关注之列。

　　或许，也正是日本的“两面派”，这次G7财长会议才没有特别点出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的名字，但是，关于汇率升值压力还是明显地显露出来。

　　对于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升值，不止是中国认为不应该升值，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官员、学者乃至企业界都抱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反对对人民币施压以使其升值的声音也不弱。

　　《日本经济新闻》9月上旬的一项调查显示，受访的六成以上日本主要企业，希望人民币汇率维持目前的水平，不要升值。而只有一成半企业认为，人民币升值对企业经营有利。

　　其实，真正从国际上所谓的坚持人民币升值的包括美国制造商在内的那部分强硬派依据的观点来看，其基础并不是很牢固。中国的外汇储备中的经常项目余额并不足以支持他们的观点，而美国制造商据此认为，正是这部分外贸顺差造成了他们制造业的衰落和工人的失业。

　　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在6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增长中，中国贸易顺差只有5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则达303亿美元，而至少250多亿美元的热钱在流进中国。因此，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不是那些外贸顺差，更多的是国际上那些一再“兴风作浪”的热钱。

　　人民币升值与否的争论已经很久了，正反两面的论点与论据已经为对方所熟知，其中的轻重利害，每个人应该都很清楚。关键的问题是，在这场人民币汇率的论争中，中国如何做到“不伤一兵一卒”，还能赢得胜利？毕竟，中国是一个正在迅速融入国际社会的国家，中国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氛围，况且，G7财长会议后，国际上的压力肯定不会减缓，美国制造商的反华贸易议案肯定还会不断拟议、提出，而大量的热钱或许也在中国国门外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杀入。

　　对此，著名学者郎咸平教授建议，减缓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有力措施之一就是要打击热钱。尽管他所主张的把人民币贬值2%的观点可能只是从打击热钱的角度考虑，而没有考虑整个国际压力，但是，重视热钱并进而控制热钱的非法流入仍是减缓人民币升值的一个重要方面。

　　无疑，如此规模大的热钱在不知不觉间流入资本项目仍没有放开的中国，已经说明了中国在外汇管制方面的巨大漏洞，倘今后没有什么得力的措施，中国外汇乃至金融体制的危险可能会因为这些来无踪去无影的国际热钱而加剧。

　　布什当局现在面临大选的紧迫压力，而伊拉克所驻美军伤亡人数的持续增加，也使布什明显处于不利的境地，因此，为了拉选票，压中国升值人民币甚至不惜展开贸易战，布什也许真会把人民币汇率问题看成他的所谓“救命稻草”。

　　在不久前墨西哥的坎昆会议上，中国代表团竟然被参加会议的美国代表告知，中国的立场应该考虑到美国国内的政治情况。

　　其实，谁是自由贸易主义的真正坚持者呢？美国还是欧盟，还是日本？美国去年的加征钢铁关税说明了什么呢？日本不断地干预外汇市场却一再指责中国说明了什么呢？欧盟在农业补贴问题上与美国也吵得不可开交说明了什么呢？

　　所谓的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最基本的含义是什么？其最根本之处在于，目前情况下哪个主义有利于本国的经济。所以，中国不必为那些倡导市场决定一切的言论所困扰，只需考虑在坚持既定方针的情况下，如何更“有利、有节”地通过政治、经济、外交努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是，目前中国在某些场合表示，要考虑开放人民币业务，这一方面也许会被看成一种善意的、进取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被看成一种退缩、软弱的表现，那些要求升值人民币的强硬派有可能得寸进尺，更加漫天要价，反而造成更不利的局面。

　　因此，中国现在应该做的是，积极展开各种形式的双边或者多边会谈，不仅与美国，还要与欧盟的英国、法国、德国等谈，也要与更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谈；也需要“动员”反对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力量，创造各种机会和场合，让他们充分发表有利于人民币稳定的言论；还需要“动员”那些在企业界、贸易界有着相关利益的海外团体和实业，以形成一股反对升值的声浪。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许是一种更策略的外交手法，也更有说服力。

　　当然，最有说服力的还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如果中国经济的发展程度能够左右世界经济的发展，那么，谁又能对中国说三道四呢？因此，最关键的问题是，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实施坚决、稳妥的改革开放，改变金融业的脆弱局面，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大力挖掘、发展中国的农村市场，推进城市化进程，这一切，才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