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自建省以来,文教振兴,人才辈出。明清两代科举考试中,涌现了“六千举人,七百进士”,更有数以万计的秀才、贡生。其中不少人事功显赫,名标青史。清代晚期出现了几位名震华夏、誉驰海外的人物,他们中有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以及学者和外交家。

　　一提丁宝桢,人们就会想起“丁文诚智杀安德海”的故事。这个故事被搬上戏剧舞台,拍成电视剧,讴歌丁宫保的大智大勇,令人敬仰。他还是位廉洁刚正、爱国忧民、政绩卓特的政治家。任山东巡抚期间,三次修治黄河,堵口筑堤,使山东、河北、安徽、江苏等省数十州县的一派泽国,逐渐恢复为肥美田园,让数百万灾民得以安居乐业。任四川总督十年,修治荒废淤塞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疏通灌溉沟渠,恢复良田八百万亩,造福川西大平原。为纪念他的治水功绩,人们为他塑像,巍然矗立于都江堰边。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改革盐政,遭到盐霸、盐枭和贪官污吏的强烈反对,凡次被降级、革职。丁宝桢顶住压力,坚持改革,改变“斗米斤盐”的状况,让西南及湖广几省的平民吃上低价食盐,每年还为国库增加税银一百八十万两。

　　“西南两巨儒”郑珍和莫友芝,是学界公认的汉学大师。郑珍的文字学专著备受时流推崇,《辞源》中引述其研究成果达数百条。莫友芝的《韵学源流》一书,被华东师范大学收入《中国历代语言学文选》,作为文科生、研究生教材;他是版本目录学创始人之一,其目录学专著被藏书家和图书工作者视为枕中鸿宝。郑莫二人还是清代著名诗人,郑珍成就尤高,他的《巢经巢诗集》,被晚清“同光体”诗派推尊为“不祧宗祖”,也就是永远敬仰和学习的楷模。许多评论家推许郑诗为“清诗第一”,有“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的赞语。莫友芝又是全国一流书法家。日本和国内分别出版的《书法字典》,收录了莫友芝的许多个独体字。

　　外交家黎庶昌,出使西欧近六年,历任驻英、德、法和西班牙参赞,游历西欧十国,写成《西洋杂志》一书,被誉为“十九世纪西洋风俗画卷”。该书刊行,令国人眼界顿开;上世纪80年代,被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发行。两度出任驻日本国钦差大臣(公使)。与日本朝野文士交游,每年春秋佳日,邀集友人作文酒之会,唱酬论文,坦诚倾谈。每会所得诗文均刻印成册,最后辑为《黎星使宴集合编》,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和中日人民友谊的象征。黎庶昌在日本搜求到国内亡佚的我国古籍多种,刊印为《古逸丛书》200卷,为学术研究作出巨大贡献。他还是位著名散文家,与薛福成齐名,有“南黎北薛”之誉。

　　维新变法期间出任礼部尚书的李端

　　,早年出任过提学使,充任乡试主考官。少年梁启超就是任广东主考时选取的举人,后来成了他的堂妹夫。李端

　　关切国内外大局,对西方政教措施尤为留心。早在“戊戌变法”前两年,就向皇帝上《请推广学校折》。奏折中提出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也是教育制度改革的完备方案,请求在京设立京师大学堂,作为地方学校教育之首倡与典范,又请设立各省、府、州、县学堂,作为培养新型人才的基地。对学生入学条件、开设课目、学习年限,都有明确规定。这套方案直到“戊戌变法”初期才得以正式实施。变法失败后,惟独学制的改革被保留,这是中国近代教育新体制的重大胜利。李端

　　因举荐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人士而被流放新疆。返黔后受聘主讲经世学堂,坚持以“奖励后进开风气为己任”,不改维新素志,介绍西方民主政治学说,为后来辛亥革命作了思想和人才方面的准备。

　　清末民初,贵州出了一位名震京华的艺术大师姚华(号茫父)。他是清末进士,赴日本留学,民国建立后当过国会议员。他精于绘画和书法,又工诗词,还是位汉学家和戏曲理论家。执教于清华学堂、民国大学,又创办京华美专(今中央美术学院前身),任校长,培育艺术人才。姚茫父多才多艺,自称“诗第一、书第二,画第三”,但其书画名望在诗歌之上。三者相互生发,达到新的艺术境界。

　　贵州现当代还有一些声名远播的人物,如白云鄂博铁矿的发现者丁道衡,其高大塑像屹立于包钢中心广场;地质学家乐森王寻,土壤学家熊毅,都是学部委员、国际知名科学家;还有无产阶级革命家邓恩铭、王若飞等,不一一论述。

　　作者：黄万机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