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先生是河北著名的私营企业家，90年代末持L－1签证到洛杉矶做生意。不久，任太太也到美国与任先生团聚。两人在洛杉矶安顿下来，便开始办理移民手续。

　　2000年初，夫妻两人从律师那里了解到，按正常程序，从递件到拿到绿卡最快也需要两年半时间。虽然他们觉得太慢，但一时也没有办法，便委托一位律师开始了申请程序。申请送出后，很快收到了移民局的收据，此后便杳无音信。

　　任太太四处打听消息，逢人就问最近的移民情况。一天在打麻将时，任太太的一位朋友说，她的一位老乡半年就拿到了绿卡。据说，那位老乡的朋友在移民局任职，起了不小作用。任太太如获至宝，要求与朋友的老乡见见面。两个星期后，任太太如愿以偿。这位半年就拿到了绿卡的人姓高，在大陆时曾在辽宁某县法院任职，对中国和美国的法律相当熟悉。

　　高先生告诉任太太，他的一位朋友的确在洛杉矶移民局任职，负责受理职业移民申请。如果任太太需要帮忙，他愿从中牵线搭桥。高先生说，在美国办事和在国内一样，虽然有钱不一定能办事，但没钱是万万不行的。任太太自然知道其中的意思，当即表示，愿意付两万美元请高先生打点关系。

　　任太太回到家后，向丈夫讲了与高先生见面的事。任先生半信半疑，觉得其中可能有诈，便向律师询问。律师告诉任先生，千万不能去打点关系，因为在美国，行贿政府官员是大罪，万一惹出事来，不但移民办不成，还可能坐牢。任太太觉得律师书呆子气太重，办事没有灵活性。任太太劝丈夫说，花上两万美元，万一办成了，就能早两年拿到绿卡。如果办不成，就再把钱要回来。

　　任太太终于说服了丈夫，开了一张两万美元的支票送给高先生，但要求高先生在收据上写明，这笔钱是帮助办绿卡的费用。如果收钱后没有及时办理，或最后没有办成，高先生必须如数退还。高先生虽然对这些要求不满，但还是在收据上签了字。

　　任太太把钱交给高先生后，回家等了两个星期，没有听到高先生的回音，便打电话询问。高先生说正在与移民局的朋友联系，估计还需要一两个星期的时间。两个星期后，任太太又给高先生打电话，高先生还是那些说法。就这样，两个月过去了。高先生告诉任太太，他还在与移民局的朋友联系，需要更多时间。

　　任太太已经感觉到高先生有些不对头，十有八九是只拿钱不办事。任先生便催促太太把钱要回来。据任太太的一个朋友讲，高先生本人可能根本没有绿卡，只是在美国非法居留。任太太知道上了高先生的当，发誓一定要把钱要回来。但送钱的时候容易，要回来却难上加难。高先生软硬不吃，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让任太太无计可施。

　　无奈，任太太和任先生找到律师，委托他起诉高先生。但律师认为，起诉的结果并不乐观。虽然高先生给任太太写了收据，但因为双方的交易涉及非法行贿移民局官员，在这种情况下，法庭可能不愿看到任太太获得任何赔偿。

　　任太太坚持要起诉高先生，觉得收了钱不办事，天经地义应该把钱退还。像高先生这样的骗子，不但要还钱，还应受到法律的惩罚。于是，任太太以违反合同和欺诈为由正式起诉高先生。

　　任太太是否能把付给高先生的两万美元要回来呢？要把钱要回来，首先必须说服法庭，任太太和高先生之间存在着有效合同。任太太坚持认为，高先生给她打的收据就是一份有效合同。上面写得清清楚楚，任太太付这两万美元是为了通过高先生打点关系办理移民，如果事情没有办成，当悉数退还。但法庭拒绝接受任太太的理论。

　　在美国合同法中有一项基本原则，只有合法的协议才具有法律效力。换言之，凡是违法协议一概无效。在任太太诉高先生一案中，双方争议的那两万美元是准备用于向移民局官员行贿的。按照美国法律，行贿是违法行为。双方达成的协议因违法而无效。既然任太太和高先生之间根本不存在一份有效合同，高先生就不可能违反合同，任太太也就不能以高先生违反合同为名获得赔偿。

　　另外，美国法律中有所谓“同等过错原则”。如果争执的双方都存在违法行为，那么谁也别想得到赔偿。在本案中，虽然高先生的行为涉嫌欺诈，但任太太也不干净，她不顾律师的警告，坚持向高先生付两万美元，目的在于行贿移民官员。由此造成的损失，当然无法通过法庭得到赔偿。

　　此外，法庭的判决也有公共政策方面的考虑。如果法庭承认并执行一份违法合同，无异于助长违法行为。所以，民事法庭一旦发现合同违法，或协议双方有违法行为，便会拒绝趟这潭浑水。不过，美国法律并非对高先生没有办法。虽然任太太不能通过民事法庭把钱要回来，但可以以高先生涉嫌欺诈为由报告州或联邦检察官。如果高先生涉嫌的违法行为比较严重，检察官可能会决定对其提起刑事诉讼。（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