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古老的成语，被玫瑰水手长篇小说《重庆孤男寡女》扩充得体积庞大，颇具一种很压迫人的重量，这里的“孤”已是哲学意味的“孤”，这里的“寡”也已是哲学意味的“寡”。

　　“文革”结束，上帝在中国这里又死了一回，也可以说，尼采那“上帝死了”的呼声越过重洋，越过“文化大革命”的大山，又在中国上空回荡。政治机器吹出的理想的泡泡幻灭，经济大潮裹挟的飓风更把上帝残留在空气中那最后一点余温吹得一干二净，在这过去与现在交混的世界，人们一方面不堪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压，一方面又在眩目和喧嚣中失重，世人一遍遍用精神之手向天庭叩问：理想何在？意义何在？上帝是孤独的，上帝创造的人未能得到上帝的神力，却唯独把上帝的孤独继承了来，孤独将伴随人一生，求索早已成为永恒，人们既像置身于洪流，又像站立在一片空茫之中，人们拼命地要有所抓住，要有所依傍，人们恨不得要把自身揉进什么东西里去，又恨不得要把什么东西揉进自身里来。于是，有人寻找权力的掩体，有人堆砌金钱的窝巢，有人更向爱情去寻找疗救。

　　《重庆孤男寡女》男主人公安生，这个名字就很具反讽意味。安生既在小说里，安生也就在我们身边。我们看他参军，看他与战友“扁脑壳”和“大傻”因对这个世界充满恐惧而一次次跳进自掘的陷阱玩死亡游戏；我们看他恋爱，看他第一任女友古萍把背影留给这个世界，像一片树叶一样从高楼上飘下去；我们看他和朋友豪饮，看他的朋友老唐对现实生活充满恐惧，在新婚的前夜让汽车向空茫中飞去把自己消灭掉；我们看他在豪华的现代大都市里站在落地窗后凝视这个世界，看他在茫茫人海之中回归、走失和寻觅。这个世界总有人要进行一种更执着的追问，总有人要进行一种更彻底的追求。安生像加缪《局外人》那样对一切都无所谓，安生与王朔笔下人物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对一切崇高和伟大都不无贬损，但正像安生真正用心爱过的妖妖所评价的，安生其实很认真。安生死死地把自己封闭住，不让世界走进他内心里来，他用这种方式对抗世界，他用这种方式保全一个完整的自己。安生一点不安生，他在失忆中苦苦寻找自己，他在追问生身在世这一个的价值和意义。当许多人向权力、金钱、爱情去找寻藏身之所的时候，安生却看出许多自以为是的关心和帮助的后面藏着对人的压迫，崇高的后面藏着荒诞，伟大的后面藏着滑稽，繁华的后面藏着异化，纸醉金迷的后面藏着空虚，为了保护一个自由的自己，他甚至拒收亲生父亲赠送的巨额财产，他彻底否定一切，他甚至连人最后藏身之所的爱情也要追问，在没有追问出结果的时候他甚至对爱情也充满怀疑。当人一旦看出这个世界的虚假，当人一旦感到这个世界竟然毫无意义，当人苦苦寻找而又找不到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可怕的，活在这个世上就是一件很累的事，如果不能成为这个世界有机的一部分，如果不能同流合污，那么，正像书中主人公自己所认为的，我们的到来就是一场意外事故，而回家，回到母亲的子宫里去，甚至像“扁脑壳”和“大傻”那样纵身的跳跃，像“古萍”那样自高处树叶一样飘下去，像“老唐”那样胜利大逃亡，就会产生一种强大的诱惑。

　　绝处逢生，置之死地而后生。也许，人，只有向极致处往死里追问自己，才能脱去旧日之躯壳，让一个崭新的自己自其中冉冉升起。

　　但我仍愿相信“扁脑壳”和“大傻”的跳跃是形而上的跳跃而不是因为失误和朋友义气，我仍愿相信“老唐”是一种战略上的出击而不是意外的车祸，我仍愿相信“古萍”的飘落是一种只有“安生”可以意会的飘落，而不是像后面一段交待的那样坐得那么实。

　　每一个作者，每一部作品，都是复杂的，轻易说话，可能不智。好在作者在“后记”中说“作品一旦出版就与作者不再有关”，我也就尽可胡说了。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