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洪奇
在金风送爽、硕果累累的美好季节，在国运昌盛的世纪之初，令广大磁州窑爱好者瞩目的“2003（北京）中国磁州窑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即将在首都北京召开。作为磁州窑故乡的“土著”之民，深为这一盛会的召开感到高兴，同时，作为一名磁州窑文化的爱好者，也深感尽管各级文物考古和研究机构及专家、学者对磁州窑进行了长期广泛的调查、发掘和研究，但由于受历史的局限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尤其是考古发掘的不够，以往磁州窑研究中还存在有待深化之处。随着众多古窑址的发现，某些原先得出的结论感到也有必要进行重新认识。借此研讨会召开之际，工作之余成此拙文，以期抛砖引玉，为促进磁州窑研究尽己一点微薄之力。
一、关于磁州窑的历史渊源和烧造年代。磁州窑是我国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是民间陶瓷艺术的杰出代表。因其主要窑场位于古磁州（今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和磁县境内），故名。过去，不少研究文章或专著都将磁州窑的烧造年代定为“宋元”时期。而临水、贾璧等窑址考古发掘表明，磁州窑的始烧时间至迟为东魏，其源头则可追溯到新石器早期的“磁山文化”。该遗址出土的夹砂红褐陶、灰褐陶、泥质红陶“都比较原始，据碳十四断代，其年代为公元前五、六千年以前，是新石器时代已知的最早的遗存”。在古磁州地域，即现在的峰峰矿区、磁县、武安等地，还相继发现了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龙山文化时期的黑陶、商代灰陶、战国时期的印纹硬陶、汉代的釉陶及青瓷器等。磁州窑烧造瓷器的历史有多久？我国古陶瓷专家叶麟址教授及日本学者上田恭辅均认为“磁州窑始于晋”，但晋、魏时期因无窑址发现，很难考证。磁县东陈村东魏尧赵氏墓中出土了大量造型生动的陶俑和七件酱褐釉瓷器，其年限至迟为东魏武定五年。北朝至隋，彭城镇以西30里的贾璧窑已能烧制胎质细腻，并施以透明釉的青瓷。1975年，峰峰文管所干部李喜仁和爱好者刘立忠共同发现了至迟为北齐年间烧造青瓷的临水窑。唐代窑址多年来一直没有发现，但在临水附近出土了大量唐代瓷器。2002年5月，位于临水镇三工区的建设工地发现了唐宋金元古窑址。出土了化妆白瓷、刻划花、白地黑花、红绿彩、白釉印花、青釉印花等品种瓷器、瓷片30000余片，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宋文化层之下发现了唐代窑残基一座、料池12个，从中出土了青瓷片403片，还有少量黑瓷片和白瓷片及10多枚唐“开元通宝”铜钱。证明这是一处唐代窑址无疑，从而填补了磁州窑研究的空白，成为磁州窑考古之重大突破和重大发现。宋金元时期，磁州窑的烧造活动达到高峰，形成了滏阳河、漳河流域两大烧制中心和临水、彭城、观台三大窑场。而彭城窑的烧造活动则从此至今一直没有停止。以上这些窑址的调查和发掘，有力地证明了古磁州地区的陶瓷烧造历史久远且一脉相承，有着十分清晰的承接关系，磁州窑的历史即是一部完整的陶瓷发展史。显而易见，将磁州窑的烧造时间定为宋元是不准确的。其“偏颇”之处在于把观台窑的始烧及停产年代当成整个磁州窑的烧造时间，而忽略了临水、彭城两大窑场的存在。
二、关于磁州窑三大中心窑场的传承关系。长久以来，临水窑一直不为世人所知，近来虽有学者提到该窑，但均论之不详。而以往几乎所有的学者和论著都认为，观台窑在元末停烧，窑场转移，彭城窑才成为烧造中心。有的学者干脆称彭城窑为“明代”窑场。前述磁州窑的烧造历史及近年来彭城、临水窑考古发掘表明：（1）临水窑始于北朝，延续至明清，时间长达上千年，在磁州窑三大窑场中烧造年代最早，持续时间最长。（2）彭城窑始于宋，元末或明初观台窑停烧后，彭城窑非但没有停止，而且在产量上还有所增加，并一直延续至今。（3）观台窑虽以烧造品种繁多、装饰技法丰富、绘制精美著称，但其烧造时间从宋初至元末，只有400年左右。比临水窑晚半个世纪以上。且在观台窑烧造期间，临水窑不仅同样烧造磁州窑最具代表性的白地釉下黑彩等品种，而且还大量烧造精美的红绿彩、印花白瓷、印花青瓷、钧釉瓷等，这些均为观台窑所不及。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临水从公元222年（三国魏黄初3年）始置临水县，至公元1073年（宋熙宁6年）省县为镇，设县治长达851年，且此地扼古太行八陉之“滏口陉”，“西入秦晋、东出齐鲁”，一直是古代磁州西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要地。因此，磁州窑首先在此兴盛起来，然后再向附近的彭城、观台扩散发展，就成为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因此，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临水窑是古磁州窑最早的瓷器烧制中心，而彭城、观台两窑均是受其影响发展起来的。
三、关于磁州窑白地釉下黑彩装饰及文人参与。白地釉下黑彩是磁州窑最主要的装饰方法。它具有传统水墨画的艺术效果，将中国传统的绘画、书法技艺与制瓷工艺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综合艺术，开拓了中国陶瓷美学的新境界，并为以后青花、五彩等彩绘瓷器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磁州窑的民窑属性，论者一般都将这一装饰技法归功于窑工“天才的创造”。笔者以为：（1）这一装饰方式是受宋元“文人”书画的影响形成并成熟起来的。宋代在绘画艺术上追求“形神兼备”及“诗情画意”，在书法艺术上强调书法的“意兴”和“意味”，尤其是由于苏轼、米芾等大家的极力倡导，以“意趣”取胜的“文人”书画与院体画几乎已成分庭抗礼之势，并最终在元代占据中国绘画的主流地位。这些都无不给磁州窑的装饰以深刻的影响，白地釉下黑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2）魏、晋以来在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特殊阶层“士”。这一阶层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又能上能下，可官可民，既可将民间画风带进上层社会，又能把“士夫文人”画技引入民间窑场，从而使磁州窑白地黑釉彩装饰“采取中国画技法”成为可能。观台窑出土的书有“漳滨逸人制”长方形山水人物枕，绘画精细，制作精良，当为隐居漳河之滨的逸士所制。（3）宋以后众多落魄文人的加入，壮大了磁州窑“画师”队伍，也提升了这一装饰方法的整体水平。如彭城窑出土的一件磁州窑瓷枕，枕面题《朝天子》：“左难右难，枉把功名干，烟波名利不如闲，到头来无忧患，积玉堆金无边无岸，限来时，悔后晚，病患过关，谁救得贪心汉”，它反映了失意士人与部分在乡地主的情绪。（4）宋金、金元战争，导致国破家亡，一些“院体”画家为了躲避战乱，只好“降低身价”不惜“委身”到民间窑场“谋生”。饰以绘画、书法的白地黑彩瓷器，在金元时期大量烧造且表现宫廷生活场景的绘画明显增多，似可说明这一点。
四、关于磁州窑的红绿彩及多彩瓷绘。红绿彩是磁州窑创造的我国最早的釉上瓷绘，釉下黑彩加釉上红、黄、绿彩更是创造了多彩瓷绘技法，开创了世界彩绘瓷器的新纪元。1989年，在临水镇发现了有阴刻“泰和二年八月十二日之过崔仙奴”墓志的金墓，出土了大小不等（最高为25CM，低10CM）、姿式各异的红绿彩儿童俑数十个。《中国陶瓷史》一书也提及：“临水县窖藏一批白釉加红绿金彩文殊菩萨等塑像，坐于象、狮背上，高20至50厘米。……塑像高大，又分乘狮象，而且色彩鲜艳，特别是加金彩，更属难能可贵。”上述红绿彩瓷器显然应为临水窑所产，但遗憾的是当时不知临水有宋元古瓷窑，该书误以为“临水地距观台很近，应是观台窑的产品。”去年临水镇三工区古窑址出土了大量红绿彩瓷器、瓷片（现藏峰峰矿区文管所），并发现了颜料作坊，无可争议地说明临水窑是磁州窑红绿彩瓷器的主要产地。
五、关于磁州窑文化的精神内涵。以往磁州窑研究多侧重于窑口考证、历史分期、装饰特点、审美鉴赏及窑场产生的物质条件及社会成因等方面。然而，磁州窑之所以成为成就卓著、影响深远，在中国及世界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代名窑，必定有其内在的成因。笔者参阅了大量磁州窑论著和研究文章，拜访了不少专家、学者，在借鉴同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磁州窑文化的精神内涵进行了初步概括：（1）扎根沃土、立足民间。磁州窑在其产生、成长、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饱吮了“磁州文化”等传统文化的乳汁；孔孟思想、老庄哲学以及魏、晋、唐、宋以来中国绘画、书法艺术、诗词曲赋等无不给予其深刻的影响，正是在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沃土之上长成了磁州窑这一参天大树。磁州窑为民间所办，烧造的产品主要供百姓所用，瓷器装饰直接取材于人民喜闻乐见的生活小景，极富生活意趣和幽默感。形成了特有的质朴、洒脱、明快、豪放的民间艺术风格和十足的乡土气息、浓郁的民间色彩、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也是磁州窑“先陶后瓷”，7500年窑火不熄保持不竭活力的奥妙所在。（2）博采众长，人为我用。继承传统、借鉴他人、吸收外来、为我所用，始终贯穿于磁州窑产生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如磁州窑白地黑花是继承湖南长沙窑的釉下彩绘技法而发展起来的；珍珠地划花装饰最早创制于河南密县窑；红绿彩瓷器的烧制既来源于唐三彩，又似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喜好及借鉴辽、金地区瓷器装饰方法有关；而缠枝忍冬纹、缠枝莲纹及仰覆莲纹则是直接吸收其附近始建于北齐的响堂山石窟雕刻中佛教题材的结果。（3）不具一格、开拓创新。磁州窑对“前人”、外地瓷器装饰技艺及金银器、漆器、织锦等“姐妹”艺术的借鉴、吸收，不是照搬照抄、墨守成规，而是不断加以改造、完善，在继承中提高，在借鉴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磁州窑也正是以黑剔花填彩、白地黑花、白地黑彩绘划花、黑釉酱彩、红绿彩及多彩瓷绘等创新之品而形成自己的风格，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发展壮大起来，并纷纷被其他窑场仿效，而形成巨大民窑体系的。（4）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磁山文化”出土的饰以多种纹饰的陶器说明，磁州先民很早就开始了对“美”的追求。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