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19日,贵州省某工程总公司原副总经理蔡义前被省纪委“两规”;6月4日,蔡义前因涉嫌违法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此时的蔡义前年仅35岁,任公司副总经理还不到两年。一个本应该有所作为的年轻的企业领导干部就这样匆匆地在几年时间里,演绎了人生的大喜大悲。扼腕之余,人们在诘问,是谁毁掉了这个年轻人曾经五光十色的事业和前途?

　　蔡义前之路 从巅峰到深渊

　　蔡义前是农村放牛娃出身,1974年上学,1987年省交校路桥专业毕业,读了14年的书;1987年8月分配到某工程公司三处任见习技术员到2002年4月被“两规”,工作了15年。

　　14年求学生活如何艰难,蔡义前在其“检查”或者“交待”中均未提及,但从其父母已经亡故,大哥、大姐、二姐、三姐都在思南的乡下务农可以想见,冬日里,这个负笈远读、衣单被薄的乡下娃在凛冽的寒风中瑟缩发抖的身影,只是他不善于像卢万里那样吹嘘作秀,只是把苦难暗中咀嚼罢了。但是对于自己的工作经历,哪一年干了些什么,担任什么职务,搞了些什么工程,蔡义前在自述的材料中抖落得仔仔细细,记得清清楚楚,是因为潜意识里对苦难的恐惧,还是因为他太看重这份工作了,恐怕什么都有吧。即使被“两规”了,蔡义前也关注着公司的前途和命运,在《对公司的困惑及其发展的几点看法》中,他关心着3年一次的ISO9002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复查,关心着公司中标的遵崇公路4个合同段,尤其是第15合同段,他要求专案组的同志一定要把他的看法和忧虑转呈公司的领导班子,这是因为他曾经与公司同休戚,共命运,这是因为今后,他的家庭,他的妻子,他的儿子,还要与公司同休戚,共命运。其实,作为“单位人”,每一个人都有着这样的“单位情结”,只不过在蔡义前这里,表现得更为热切罢了。

　　国家对交通建设的大投入,使贵州公路交通有了空前的发展,同时也促成了公司的发展,成就了蔡义前。

　　1997年3月,由于工作的需要,蔡义前由兴黔处副处长调任六处处长。刚成立的六处百孔千疮,工程进度严重滞后,外债几近200万元,工地上人心涣散,了无生气。到任以后,蔡义前的第一把火就是召集全处职工开会,要大家振作起来,要增加收入,必须生产自救,必须提高产值,在规定的工期内完成施工任务,只有这样,工资才有保证,奖金才有着落;然后,蔡义前又回到公司,回到原来所在的兴黔处寻求支持。六处的生产状况很快就有了起色,在短短的3个月内,由原来的月产值10来万元飙升到每月100万元左右,终于提前完成了贵遵公路工程段的施工任务。随后是转战贵阳市东北绕城线工程,仅用了1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4000多万的产值。在蔡义前和全处干部职工的共同拼搏下,六处的面貌焕然一新,不仅足额上缴了总公司15%的管理费,还清了六处前身————西区公司拖欠总公司的材料费、设备租赁费、管理费等近200万元,还购置了100多万的施工设备,购置了一台三菱吉普车。

　　这以后在贵新公路,贵毕公路,杨梅滩大桥,六广河特大桥,六处处处出彩,一变而为总公司的明星工程处,蔡义前也因其不凡的业绩被提任为总公司副总经理。

　　但是,蔡义前在担任六处处长、一步步走向事业巅峰的同时,也一步步地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一方面是因为蔡义前的良知迷失,另一方面,是因为上级的疏于教育、管理和监督。权力这把双刃剑着实利害,稍有不慎,不是伤了手指,就是断了经脉。蔡义前就是这样因为权力而辉煌,也因为权力而最终“玉殒香消”,进了牢房。

　　担任六处处长以后,事情一下子就多了起来,譬如工程所需在当地购买的红砖、毛竹等,没有正式发票,财会无法做账,请示处长。处长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又请教会计出纳,于是,他们找到了一种便捷而又有效的方法,将每日的这一类零星杂费,开成运输发票做账,一件棘手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忙里忙外的蔡义前又发现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工地上虽然有那么多管理人员,但是真正负责的人、肯干的人不多,而他们的工资收入又差别不大”,正是这个国有企业分配上的弊端制约着工程的进度,制约着职工的积极性,于是蔡义前“想到用红包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事情”。

　　起初发放的范围很窄,数额也不大,且统统由蔡义前发放。“当时,给我自己发的红包大概是每月3000元左右,其他人最高在1000元。1997年下半年进入贵阳市东北绕城线施工现场以后,每月拿红包的人员在增加,而且数额也在增大”。此时的蔡义前已经自诩为六处的第一功臣,所以给自己的红包数额也越来越大,“每月就达5000元至10000元”;到了1999年,蔡义前个人的红包?懊吭戮痛锏搅?10000元至20000元”;2000年至2001年,“每月红包数量为20000元至30000元”;“一直拿到2002年元月份为止”,“共领取了100万元左右”。蔡义前就这样“利用总公司对工程处缺乏有效管理监督的空档”,利用公司党组织教育引导功能和监督制约功能的弱化,“运用组织和职工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在违规、违纪、甚至违法的道路上越陷越深”了。

　　这时候的蔡义前已经“成熟”起来了,他发现,工地上发生的这些费用统统开成运输发票冲抵,每月有10多万元,倘如今后查账或者审计,都不能自圆其说,何况10多万的发票要缴纳好几千元的税金,实在划不来,于是,他开始用虚开工程计价单的方式报销做账。从此形成惯例,一发而不可收拾。给领导拜年,给恩师拜年,提取业务费,请客吃饭,娱乐消费,统统都从工程上提款,然后虚开计价单做账。甘鸿要六处准备点“业务费”,甚至其他处的处长做亏了,希望能得到些补偿,通过甘鸿游说,蔡义前一给就是15万元。这些开销,也是比照办理。工程处的财务制度形同虚设,财会的监督在专权的处长面前黯然失色。

　　从此,这个“曾经认真负责、努力奋斗、只懂得现场生产管理的管理者”,有资格配享包工头、个体户的“香火”了,仅仅是将六广河工程运送水泥的活儿交给某个体户承担,蔡义前的名下就有了13万余元;当上总公司副总经理以后,他也有资格笑纳项目经理和工程处逢年过节的红包了;有资格大吃大喝起来,“所用的工作车上随时都备有高级香烟和高级酒,真可谓伸手即来”,“每餐饭下来,最少也是2000元以上”。“饱暖思淫欲”,蔡义前开始频繁进出娱乐场所,直至发展成“婚外情”,包下了大学生兰某,贵阳、遵义、重庆,处处留情,为了宣泄当年家道艰难只能报考中专的遗憾,为了满足金钱点燃的那份亢奋的欲望,还为了慰藉已经霉变了的灵魂。

　　一个曾经健康的生命就这样锈迹斑斑,逐渐被唾弃了,一个从孩提时起就下决心要吃公家饭、做工薪族、工作以后更是爱岗敬业的“单位人”,就这样得志猖狂,忘乎所以,透支人生,终于又蜕变成了“社会人”,被单位除名了。咎由自取,迷失了自我的蔡义前应该对自己走过的每一步负责,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培养了蔡义前却又疏于教育、管理和监督的单位的头头脑脑们,难道就不应该承担一点责任吗?

　　(阳戈 党风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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