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于9月26日上午9时转载了中国青年报题为《珠海：国耻日竟来了日本“买春团”》的长篇报道之后，网友热评如潮，到28日下午3时许，仅仅两天半不到的时间，在人民网该“专题”之下就有评论或感言2661条之多。网友们情绪之激烈程度，可谓空前。

　　愤怒不是没有道理的。对于中国人来说，“9.18”是不可以忘却的日子。然而，恰恰在这一段时间里，曾经给中国人民造成难以言状之苦难的日本民族中的某些人却成群结队地来到中国，行为不端，有伤大雅。这是应该遭到谴责的。

　　不过，愤怒归愤怒，理智不可少，从某种意义上说，理智更重要。在众多网友之“评论”或“感言”中，提出严厉批评者有之，提出建设性意见者有之，当然，冷嘲热讽者为数不少，这都无为不可。但是，在众多声音中，显然有些过于冲动，缺乏理智，谩骂之声，不绝于耳，这就不太好了。

　　要冷静，要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至少应该把下述一些情况考虑进去：

　　——是“个人行为”，还是“国家意志”？从报道的全部情节看，珠海“买春”事件显然是某些日本人的个人行为，并不能代表国家意志。这是最需要区分清楚的。个别人的行为只能个别对待，通常不必与“民族感情”、“国际关系”简单地联系在一起。不错，那是一个“团体”，但也要看那是何种性质的团体。那不过是一个旅游团体（团伙），只具有临时性。它与通常所谓“民间组织”也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显然不具有固定的组织形式，更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简单地说，它与一般那种国家组织、政府行为甚至民间团体，都是迥然不同的。因此，当我们对其行为的性质作出判断时，就必须充分地考虑到这一点，否则就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或许有人会这样提出问题：任何事件都是通过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导演或表现出来的，个别或少数人的行为可能代表大多数、体现国家意志或民族感情。——是的，有这种情况。这要看“行为主体”（“行为人”）的实际状况，即行为主体的“身份”或性质怎样。如果是小泉纯一郎，他是首相，在外事活动中他当然代表日本国政府。如果是一般的日本公民，在未经国家某种特别“授权”的情况下，他不能代表国家，其行为只能由他个人负责，而不可以将其行为与“国家”或“民族”挂起钩来。

　　——是专挑“9.18”，还是时间上的“耦合”？实际上，“九·一八”已经是一个政治性的历史概念。那么发生在珠海的这等事情，是日本人刻意“安排”和“预谋”的吗？——对此，邵道生先生已经有了分析，我同意。在我看来，无论如何看不出去珠海的那一帮人有什么政治上的“故意”。试想，倘若的确如某些网友所认为的那样，如果为了“9.18”这一天而来，那么，事情为什么主要发生在这一天到来之前，而他们又何以恰恰在这一天离开了中国？是他们在日期计算方面出了差错？不会的吧。

　　——是“惯常行为”，还是“特别行动”？一般认为，西方“性行为”的随意性可能比较普遍。日本情况如何？公开的材料不很多，所以也就不便作为公开评论的依据。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今后大概也不会有）任何证据表明此次珠海事件（如果可以叫做“事件”的话）是日本人专门安排的“特别行动”；同样，我们也没有根据说日本人在世界其他国家没有类似的行为。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必特别看重个别日本人有关“玩中国姑娘”的说词，以为那正是故意“伤害”中国人的证据。

　　毫无疑问，事情当然要查清楚。中国内部管理之混乱也决不可忽视。

　　以上，算是我对珠海事件的简单分析。

　　在我动手写这篇感想之前，我就想到前些时候人们讨论“对日关系新思维”时，也是热烈之至，这当然也是好事，有越来越多的国人关心时事政治，这难道不是大好事吗？然而，正是在这种讨论中，也是发出许多的“骂声”，其中，叫骂马立诚先生是“汉奸”、“爱国贼”的为数不少。“新思维”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笔者研究不够，至今没有发表意见。现在提到这一点，也并不意味着笔者完全赞同马立诚先生的观点。我只是认为马先生不是“汉奸”，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马先生与“汉奸”这个概念有什么联系。这一次，在珠海事件发生之后，已经有人对稍微持有不同见解的网友骂为“汉奸”了。

　　讨论有益，谩骂不好。

　　我的观念是，热情需要鼓励，尊严需要维护，理智更需倡导。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