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有“海归派”与“本土派”之说，也有人戏称之为“海龟”与“土鳖”。前者指从海外特别是从西方国家学成归来（简称“海归”，谐音“海龟”）的学者；后者指一直在国内接受教育、从事理论研究或实践探索，在本土“憋”出来（简称“土憋”，谐音“土鳖”）的学者。笔者本不赞同以派归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辛勤奉献者，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何必分派？但既然社会上已有了这个说法，不妨因俗借用，谈一点个人浅见。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大量学子出国留学；另一方面，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外国学术思想在我国得到了广泛传播。例如，当代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国内财经类专、本、硕、博学生的必修课程。许多在国内学有所成的学者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解与掌握，与从海外学成归来的同行相比，并无十分明显的差异。无论手持“洋证”的“海龟”还是手持“土证”的“土鳖”，均有著述颇丰、造诣甚深者。

　　回顾历史，自西学东渐以来，“海归派”代有其人。中国派出一代又一代留学生的过程，无论是被迫的还是自主的，总是不断地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是从“夜郎自大”到“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从而为古老的中国注入了新的活力。一代又一代的“海龟”们，无论是出于报效祖国，还是为了寻求自身发展，客观上都架起了中国与世界沟通的重要桥梁，筑成了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的快速通道。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海龟”们大大优化了中国的人力资本和人才市场结构，促进了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融通，归根到底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事实表明，“海龟”们的成就和对祖国贡献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其学识的高低，更取决于其对中国国情认识和把握的程度。

　　我国有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遗产，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但也绝不可夜郎自大。中华文明是一个开放的文明，在五千年的发展中，不断从域外各种文明中汲取营养。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更应注重吸收世界上有益的文明成果，为在新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支持。就经济学而言，今天我们直接得益于悠久传统文化留下来的系统性遗产少之又少，其原因是古代缺乏经济学思想还是后人挖掘继承工作做得不够，这里暂且不论，应该说我们今天所用的经济学理论，从方法、概念到逻辑体系是“外来成分”居多。毫无疑问，“海归派”对引进当代学术思想特别是西方经济学作出了积极贡献。

　　要真正对“海龟”和“土鳖”作一番比较和评价并不容易，大体上只能这样说，二者之间至少有两个共同点：其一，无论哪个时代，在本国学成者或从国外学成归来者，大多是以爱国之心报效祖国，同时也发展自我；其二，评价一个人是否具有真才实学，固然有文凭的国别、级别等衡量指标，但最终还是应看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

　　邓小平同志有句名言，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想，他所说的猫一定是中国猫。由此，可以推导出另外一句“猫论”———做中国“猫”，抓中国“鼠”。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应着眼和立足于观察、分析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把“海归派”和“本土派”统一起来。“猫”者，立志为中国作贡献之仁人志士也；“鼠”者，影响和阻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之问题也。中国的GDP虽然已过万亿美元大关，居世界第六位，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下来就排到世界100多位了。中国目前还存在多方面的经济社会问题（诸如下岗失业、市场秩序、地区差距、“三农”、腐败等问题）亟需解决。有些问题之“鼠”不仅多和大，而且顽固并反复孳生，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地长期抓下去。而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无论“海归派”还是“本土派”，都是大有可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