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当今社会的“互联网式的民主”称之谓是正在进行中的、悄悄的“社会实验”。

　　有些人自然会问道：“你是怎么会知道的？”有的还这样反驳我：“视网络舆论为官方的一种‘社会实验’也是不恰当的。目前的网络舆论基本上是一种自生自发的事物，并不完全是官方的自觉行为。”

　　我怎么知道的？坦率地说，谁能告诉我这个什么都不是的读书人？！它，当然是我的一种猜测和判断，然而是不是一点根据都没有？也不能这样说。

　　反驳我的观点的网友说：“‘互联网式民主’的实质应该是一种相对自由的网络舆论，网络提供了这个自由交流的平台和场所，但这种自由主要来源于网络本身物理上的开放性和自由度，这主要应归功于现代科技的创造，自由的网络舆论也许会促进民主意识的生长，但其本身并不成其为民主的形式。”

　　说得有一定的道理，但全非如此。我只是想说，若是社会不想进行这场“社会实验”的话，那么，随随便便找几条措施就可以将你的“现代科技的创造”的“自由交流的平台和场所”的功能大大地削弱甚至消失。的确，要在当今的互联网上找“问题”，哪，实在是太容易了，闭着眼睛就可以一抓一大把，而且毎一个都可以是“尖端”的，都可以是“上纲上线”的。

　　那么，为什么当今社会要实施这种“可以先不说，但可以做做看”的“社会实验”呢？

　　（声明：以下纯粹是笔者的个人观点，与《人民网》官方网站毫无关系。）

　　第一，讲民主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遇到的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有这个“民主”问题起作用；即从斯大林时代的“极不民主”到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太民主”。怎么解决这个“民主问题”又不至于重蹈戈尔巴乔夫的悲剧，这是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备加关注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互联网式的民主”也许就是社会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的诸多途径、方法之一。

　　第二，一些报纸老百姓就是不爱看，于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和“面子问题”就不得不依靠“强行摊派”，以至“怨声载道”。为什么会产生这类问题？主要原因是许多报纸一个面孔。“舆论开放”中的“开放”应该到什么程度？它会导致什么“副作用”？怎么办？就拿“互联网”试试吧。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互联网式的民主”就是当今的一种“特殊政策”的产物。

　　第三，当今官场中最难的是什么？依我看，就是说真话难，而且还不是一般难，是很难很难。深圳社会科学院和市直机关工委在《深圳蓝皮书：中国深圳发展报告（2003）》书中披露的调查结果：干部意见最大的是在机关难以做到讲真话，就是一个明证。当今舆论宣传中什么东西最难？依我看，就是舆论监督难。敬一丹向总理反映的“《焦点访谈》1998年舆论监督的内容在全年节目中所占比例是47％，到了2002年降为17％”的“大比例”下降问题，何只是《焦点访谈》存在？其实，这个“说真话难”和“舆论监督难”联在一起的，是谁都离不开谁的。然而，它的可怕后果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使最高当局听不到中国的老百姓心里在想什么？不太清楚我们的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想一想，在什么东西都被瞒着、藏着、盖着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进行科学的决策？怎么能顺利、健康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然而，谁都明白，要立即去除官场之说真话难和舆论宣传之舆论监督难是极其艰难的，怎么办？我们的社会想到了作为“现代科技的创造”的“自由的网络舆论”这一块，出一个“特殊政策”，让中国人民有一个讲真话的平台，“面对面”地（当然是在虚拟网络环境）了解中国老百姓究竟想些什么？有什么要求？中国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所以，我们的报纸还时不时地透露出一些当今最高层领导关注“互联网”的“故事”，这些，的确是值得我们一思的。

　　正是依据自己上述的这些主观猜测和判断，所以，我认为，当今社会正在进行着一场悄悄的“互联网式的民主”的“社会实验”。为什么十六大以后中国的最高当局频频地出了那么多的“亲民策”呢？在众多原因之中，有一条是应该肯定的：信息准、情况明，其中，不乏有“互联网式的民主”之作用。为此，我作出这样“大胆预测”：“互联网式的民主”的“社会实验”决不会是短命的，而且可以在预见的将来，它一定会推广开来。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