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古代典籍与文化者的福音（名家特递（24））(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9月30日07:45 人民网-人民日报

许嘉璐　　由于语言文字的不断发展演变，前世妇孺皆晓的文句连后代的硕儒也不大了然了

　　前人对古代词语和典籍文句的解释就成了后人阅读、研究的依据和基础

　　《故训汇纂》是一个资料宝库，应该在古代语言文字研究史上写下浓重一笔

　　许嘉璐，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家语委主任，民进中央主席。1937年6月生，字若石。祖籍江苏淮安。在古代汉语、训诂学、音韵学、《说文》学、古代文化学等方面有深入研究。撰写了《古代文体常识》、《中国古代衣食住行》、《古语趣谈》等著作。

　　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之丰富，为世界之最。这些典籍是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传承文化的主要凭借。由于语言文字的不断发展演变，前世妇孺皆晓的文句连后代的硕儒也不大了然了。因此前人对古代词语和典籍文句的解释就成了后人阅读、研究的依据和基础。于是历代都有字典辞书和文献注释问世。粗略地讲，这就是训诂学。

　　如果从战国时代的《尔雅》算起，训诂学的历史也有近三千年了。其间，汉、唐、清是三个高峰，成果最为可观。形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除了种种社会原因外，语言每隔几百年就要经过量变的积累而发生质变，也是重要的原因。几百年后的人们对古代文献，甚至对较早的注释已经隔膜，需要此时的专家再次对古代语言作出新的解释。这样，一代一代地延续，遂使得训诂学成为历代学术研究须臾不可无的显学。

　　昔时训诂学的成果，是后来训诂实践的资粮。其存在形式主要是三种：字典辞书，文献注释，笔记札记。黄侃先生说：“小学之训诂贵圆，经学之训诂贵专。”（见《训诂学讲词》）所谓“圆”，就是讲究字词的基本义、概括义，是从该字词的实际运用中概括出来的，适用于解释所有环境下的该字词；所谓“专”，即随文而释，是根据字词的基本义、概括义，结合具体的语言环境，指出该字词在此处的具体义。字典辞书即“小学之训诂”；文献注释属“经学之训诂”；笔记札记则兼有二者。以《尔雅》为首的“雅学”、从《说文解字》开始的“许学”和以《切韵》、《广韵》为标志的“音学”，都属于字典辞书的范围（我认为《切韵》系列的书，依其著述本意和实际效用看，实质上是同音字典）；从《诗经》“毛传”到后代遍及史、子、集的注、章句、疏、正义、集解等等，都是后者。到现在还没有人统计过流传至今的这后一类的总字数，估计总要在被注释的原文百倍以上吧。这可是我国文化学，首先是训诂学的一笔极其巨大的财产。

　　训诂学博厚的积累，既为后人整理文化遗产、研究古代语言准备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成了涉足此道者的沉重负担：自汉代以后文献大增，恐怕再也没有人能记得住这么多训诂材料，即使是经学、训诂学大家，烂熟于心的也只能是有限的主要部分。这就给研究带来了极大局限———不能穷尽地占有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审视语言发展的脉络和规律，从而在解释时难免以偏概全或“挂万漏一”，这在严格的科学研究中是不应该的。

　　清代是训诂学大兴的时代，大概有惩于上述的原因，所以一代宗师戴东原（震）即有将古人对字词的解释汇为一编的想法（见钱大昕《经籍籑诂》序），后来阮元终于率人编成了著名的《经籍籑诂》，二百年来极便于学者。

　　但《经籍籑诂》由于受到当时主客观条件的种种局限，还有不少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地方。无论其搜集、取舍的范围和标准，还是编纂方式、方法，都有不够理想的地方。随着时代和学术的发展进步，当年以为便者今已变为障碍，例如按平水韵编排，现在大多数人就很难检索了；其时视为当然者，后人不能不以为憾，例如一遵汉学家法，拒绝宋人的成果。时至当代，的确应该借鉴《经籍籑诂》的经验，着手编一部超越它、与时代学术水平相称的古训汇编了。黄侃先生早在70年代前就敏锐地感到了这一需求，提出了补苴《经籍籑诂》之不足的设想（见《训诂学讲词》）。但在那个时代，他的这一设想是绝不可能实现的。

　　武汉大学古籍研究所倾全所之力，耗十八年之功，终于编成了字数几乎四倍于《经籍籑诂》的《故训汇纂》。这是训诂学界的一件大事，是一切研究古代典籍与文化者的一大福音。

　　我在《中国传统语言学词典》和《现代汉语模范字典》的前言里都说过这样的意思：编纂或编写工具书，是件吃力而不讨好，能者不愿为、不能者不能为，却有功于世的工作。我不过编了些小型的工具书就已反思而畏，就更可以想象为了完成《故训汇纂》这样大的工程，武汉大学古籍所的朋友们克服了多少困难，忍耐了怎样的寂寞，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在他们面前，我只有表示敬意、感到自愧的资格。现在人们常说：“盛世修典。”这个“典”字应该也包括像《故训汇纂》这样的工具书。戴东原所未成就者，至其再传阮芸台而成之；黄季刚所愿望者，亦得其再传之士而竣之。这是巧合，还是有其必然？我想，除了《故训汇纂》的编者们继承了汉—唐—清朴实学风和自章太炎—黄侃以来传统时代与相结合的精神之外，还要归功于社会，归功于国家对董理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视。

　　中华民族已经开始进入到“文化自觉”的阶段，急切地希望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特点结合起来，吸收一切于我有用的异质文化，形成民族的新的先进的文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编纂像《故训汇纂》这样的工具书，就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需要了。

　　《故训汇纂》的用途是多方面的。编纂字典辞书、阅读和注释古代典籍固然应该凭借它，研究古代语言文字也可以借助于它。历来对古代词语和文化典籍的理解，除了同时代见仁见智的差别，还有不同时代理解的不同。后人归纳、比较这些异同，可以看出对古代文献和字词理解的时代性和字词意义的演变过程。《故训汇纂》就是为对语言文字学有兴趣的人们准备的一个资料宝库，其有功于当代和后世巨矣，这是应该在古代语言文字研究史上写下浓重一笔的。其书即将付梓，我除了表达由衷的庆贺，还希望它的价值为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它，希望它在中华民族文化崛起的光辉历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