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仁

　　大约是11点来钟，我开的汽车在藏北草原的冈底斯山上抛锚了。当时并没有下雪，只是天空布满了低低的乌云，仿佛伸手可及。我和助手顾不得别的了，扎下心闷头修车，想着早一点把故障排除掉。在忙忙乱乱的干活中时间过得很快，天色变暗，已到傍晚了，车子还没修好。黑云压得更低了。

　　我们心里不免焦虑，犯愁，今晚怎么过？

　　这是1960年的10月1日傍晚。在车子未抛锚前，我们都记着这天是国庆节，还谋算着今晚要赶到黑河兵站去会餐呢！可是修起车以后，竟然忘记了这天是什么日子。

　　偏偏这时下起了雪，满天遍野飘着雪花，寒风把雪片拧成一个一个的雪柱，在车前车后旋转着。我和助手手脚无措地望着迷迷蒙蒙的天地，一阵阵忧虑从心头泛起。

　　“夜里呆在这山上会把人冻死的！”我忽然想起了许多曾经在雪山上遇难的人，不由自主地对助手说了一句。

　　“要冻死也得先把我冻死，这一车物资还得靠你开到边防去呢！”助手说得很认真。

　　我没好气地说：“把你冻死了，我还能活着！”谁也不吭声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即使今天回忆起来，我仍然觉得那一切仿佛还在神话里。

　　那时我和助手冻得蜷缩在驾驶室浑身麻木，几乎失去知觉的时候，一阵嘭嘭嘭急鼓般的敲机器盖的声音传来。我透过挡风玻璃隐约看到车前有两个人影在晃动，我警惕地喊了一声：“谁？”对方回应了一句，但是听不懂，我可以感觉出是两个女人，而且是藏族。

　　人在绝境中见到人，无论如何是一种安慰。我暂且不去设想她们是拦路抢劫者或其他什么坏人，而宁肯把她们想象成是搭救我们或有求我们的好人。于是，我和助手分别从两个驾驶室门走下来，出现在她们面前。天黑风雪又大，我们无法看清她们的面容，但证实了我的推断确实是一老一少两个藏族女人。语言不通，双方难以交流。在听到了她们连比带画的一番焦急的叙说之后，我总算明白了，她们是要带我们到另一个地方去过夜，原因是在这荒山野地里哪怕是牦牛都会冻死的。在这当儿，那个年轻的藏族姑娘从手中的铜壶里倒出一碗热乎乎的酥油茶递上来让我们喝。无法推辞，因为小铜碗已经送到了我的嘴边，一股扑鼻的奶茶味直沁肺腑。

　　我们遇到了救命菩萨！

　　我和助手没有犹豫，锁上驾驶室门，跟着她们（我当时和后来都把她们想象成母女俩）走了。母女俩一个在前面引路，一个在后面压阵，仿佛是在保护我们。大概走出去一里来地，我们来到一座塄坎下。这里的风雪小多了，仍然遍地是雪，惟有一个地方露着湿湿的地皮，有一股暖气扑身。

　　还没等我说话，助手就惊喜地：温泉！

　　我往前走近了两步，果然瞅见一团热雾在水面升腾着。霎时，我只觉得仿佛有无数双温暖的手在抚摸着我身上的冻雪，偌大的雪山也变成了一座暖房了。

　　藏家母女给我们留下一些糌粑，就走了。她们说了许多嘱咐的话，我们没听懂；我俩讲了不少感谢的话，她们也没有听懂。我们彼此都明白，其实语言的交流这时已经显得并不十分重要了。

　　事情就是这样，有的人天天和你见面，却像陌路人一样没有给你留下印象；有的人只和你有一面之交，而且没有说几句话，却叫你终生难忘。

　　夜深沉。雪山很静，连雪粒碰落地面的声音都听得真真切切。

　　怀抱温泉，我们已经没有半点寒意了。我觉得心里有许多话要说，但不知从何说起。助手不时地望望我，显然他也是有话想说。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不管说多少遍都不会厌烦的话题，我问助手：

　　“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他一下子被我提醒，回答：“国庆节！”

　　说罢，我俩不约而同地朝东方望着，那里，有我们的家乡；那里，还有首都北京！

　　助手自言自语地念叨起来：北京，天安门，长安街……我说：“这时，天安门前该放礼花了吧！”

　　助手说：“早该放起来了！咱们的老连长当过国庆观礼代表，看过放礼花，他说晚上八点钟就开始放礼花，一共放三次，每次半个小时，估摸现在该放第三次了吧！”

　　经他这么一说，我仿佛觉得自己真的置身于天安门前的观礼台上了，竟身不由己地跳起脚尖，仰起了头……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便对他说：“今晚是国庆之夜，咱们也得讲究讲究，穿新军衣不可能了，起码要把脸洗得干干净净。”

　　他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说：“我们修了一天车，脸上弄得尽是油泥，都快成花脸了。来，在温泉里洗洗！”

　　说罢，我们便蹲下，把头埋进泉水里，扑噜扑噜地洗了起来。静静的雪夜里，这声音格外清晰，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