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村路41号大院（上） 日军侵占青岛时期，在小鲍岛的铁山路、周村路、黄台路一带盖了一大批民宅用来安置日本侨民，周村路41号大院就是其中之一。
大院是由一幢二层楼房和一排平房组成，它那房间里宽敞的壁橱、轻便的拉门、低矮的窗台、地板上铺的榻榻米……无一不显示出一派典型的日本民宅风格。1954年房屋大修时，相邻的39号院并入了该院，住户由原来的三十多户增到五十多户，成了一座名符其实的大院。同时楼房内部的结构也有了较大的改动，主要是将两个院原来各自的楼梯全拆掉了，另在楼房的中部新造了一段新楼梯，楼梯的南半部是原39号院，北半部则是原41号院。两个院是住户本来就不陌生，并成一个院后，很快就融合在一起了。
解放初期，院里的居民绝大多数是靠出力气挣饭吃的，其中以拉地盘车的最多，其次是做小买卖的，几十户人家，连个科长的“官”儿也找不出来。全院共用一个水龙头、一个电表，很少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即使发生了吵架的事，院里的小组长会出面进行调解，调解功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大院里肚子里有点墨水的人不多，为此，大院里计算电、水费，收发户口簿、票证等凡是沾上点“文化”边儿的差事都归院小组长管。他长得短小精悍、为人耿直，很受人尊敬，见了面大家都尊他一声“张组长”。每年冬天下过雪后，张组长便把院子里的孩子们组织起来在大院扫雪。凡是参加扫雪的孩子，到了春节，张组长自己掏钱买来爆竹，一人一包分给大家，很受孩子们的欢迎。因为那时大院里多数人家的日子过得都挺紧巴，春节时不少人家中拿不出钱给孩子买爆竹，张组长的这一包爆竹，无疑让那些买不起爆竹，又眼馋别人放的孩子们过了一把爆竹瘾。张组长在文革中被遣返回了原籍，听说被遣返的罪名是他在解放前曾在乡里干过几天文书，就事论事，这点问题在当时也够不上遣返条件的，可在那时又有什么事非曲直可言呢？张组长本人被遣返不久，便在原籍去世了，没能赶上回青落实政策。
说起张组长，便不由想到他的挨门邻居侯师傅一家。侯师傅的妻子没有职业，家中有五男一女六个未成年的孩子，大的十几岁，小的才一岁多点，八口人的生活全靠他在一家单位干勤杂工每月四五十元的微薄收入维持，日子过得十分拮据。在瓜菜代年份，经常听到他们家孩子饿得哭哭啼啼的声音。有一天，一邻居发现自家袋子里的米少了，这家女主人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怀疑是被侯师傅的妻子所偷，但她又拿不出足够的证据来，只好在大院里指桑骂槐地大吵了一顿算完，但侯师傅的妻子却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大院里见人抬不起头来。大约在1965年前后，侯师傅全家去农村安家落户了，当时正是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时期，街道办事处又把侯师傅从农村请回来让他在街道做宣传报告。他在报告中把他们一家去农村后的生活，讲得十分美好，很打动人心，原先一些对上山下乡持观望态度的人家，纷纷给自己的儿女报了名。过后一位与侯师傅关系不错的邻居向个别人透露说，那次侯师傅曾在背地里悄悄对他说，他那时一个整劳力一天挣十工分，一工分才值几分钱，几个大点的孩子成天哭闹着要回青岛。他这次上来做报告，内容全是事先给编排好的，自己只能照着上边的意图讲，否则大队里不给他记工分。（注：作者系登州路街道办事处企联支部书记）（明日请看“周村路41号大院（下）”）
今日，周村路41号大院已不存在，取而代
之的是高楼大厦耸立的居民小区。林庆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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