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湖南大学建筑系就读的研究生唐同学向本报反映，今年“五一”期间，他和同学到吉首德夯风景区游玩时，滚下了落差达80米的石阶，经法医鉴定为重伤，并引发癫痫。而在住院期间，旅游公司和他父母签定了协议，旅游公司只负责60％的医疗费用，现在他学业净毁，不得不进行开颅手术，却无钱医治。

　　滚下80米石阶构成十级伤残

　　唐同学告诉记者，2003年5月3日，他约了三名好友购票后进入吉首德夯风景名胜区游玩。在行至该景区盘谷峰时，由于该路段坡度极大，且石阶上布满碎石，而旁边既没有护栏，也没有任何警示标志。唐从一个石阶拐弯处摔下落差近5米的下层石阶，由于山势陡峭，唐再次向山下翻滚，两次滚过石阶，在垂直落差80米处才被卡住，随后被送进湘西自治州人民医院抢救。经法医鉴定为开放性颅脑损伤，续发性癫痫，骨髓炎、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三颗门牙折断，构成十级伤残，属于重伤。

　　据唐同学的父母介绍，当时由于唐必须进行开颅手术，他们夫妻俩匆忙赶去吉首，并决定将儿子由湘西自治州人民医院转至湘雅医院，但因身上携带的钱款不够支付唐在湘西自治州人民医院抢救期间花费的医疗费用，他们夫妻俩与吉首德夯旅游事业有限公司签定了一个协议，协议规定由旅游公司支付唐医疗费的60％。

　　而让唐同学意想不到的是，自己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花费了数万元治疗费后，又出现骨髓炎，还要进行开颅手术。而引发了癫痫病则让他整天抬不起头。现在，他根本无力支付巨额的后期医疗费用，严重的病情使原本快要研究生毕业的他面临放弃学业的选择，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可能付之流水。同时，他认为，其父母和旅游公司签定的协议，是因为当时治疗资金不够，而旅游公司提出不签协议就不给钱，其父母是迫于无奈才签定的。而他当时已经清醒，是完全行为能力人，所以，旅游公司绕过自己与其父母签定的协议应是无效协议。应该由旅游公司负担全部责任。

　　将旅游公司告上法庭

　　2003年8月，唐同学将吉首德夯旅游公司告上了法庭，认为该景点坡陡路滑却没有设置任何防护装置和警示标志，更没有工作人员指引游客，违反了《湖南省风景名胜区管理条列》的相关规定。而协议是在无钱治疗的特殊情况下，迫于无奈才签定的，且不是由本人签署，不能表达当事人真实意图。所以应该属于无效协议。对此，旅游公司应该负担伤者全部治疗费用和后期治疗费用以及伤残费。而吉首德夯旅游公司则认为，公司已经和原告签订了赔偿协议，只承担60％的责任。

　　法院审理认定，原告父母已与被告签定了协议，由被告德夯旅游公司按医疗保险的标准负责60％的医药费，原告自己承担40％的医药费。超过医疗保险的药品和医疗项目的费用由原告自己承担。最后，法院认定，游客在旅游过程中，意外摔伤而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原被告为此签订了协议，并出具书面的治疗费用分割单，且已按照分割单履行完毕，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现在，无法顺利完成学业的唐同学告诉记者，他的病情诱发了癫痫（俗称“羊颠疯”），每天不敢外出，至今未婚的他连面对陌生女孩的勇气都没有，医生告诉他，他还要进行开颅手术，可昂贵的医疗费用让他无法承受。对于一审败诉，他表示不服，并已经上诉，一定要讨回公道。

　　谁来负责以案说法

　　就此事，记者采访了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刘大华律师。刘律师告诉记者，游客在旅途中面对突发事件，往往由于不懂法而导致自身权益受损。就上述情况来看，旅游公司与游客之间是服务合同关系，因旅游公司未能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其服务设施对游客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是造成唐先生受伤的原因之一，其行为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之规定。对此，旅游公司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其次，事故发生后，双方协商达成的协议属于民事合同性质，应比照民事合同的生效条件进行效力认定。除欺诈、胁迫、显失公平等等法定事由可导致协议无效外，遵从“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法律规定。唐先生认为协议是父母代签的，未经自己签字，协议不能成立。但据《合同法》第49条规定：代理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唐先生的父母依其亲属关系的所为，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因此其签署协议的行为后果，理应由被代理人即唐先生自己承担。也就是说，并不因为该协议不是自己所签而无效。但如果该协议在签订时存在旅游公司乘人之危，以签订协议作为支付医疗费用的前提条件，则可以认为，该协议不是双方真实意思之表示。当事人可申请法院予以撤消。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深刻的教训，纠纷发生以后，如通过协商达成调解协议的，应对协议的法律后果有充分的了解，为了在协议中避免不利和损失，可寻求律师或公证机关的帮助，而草率达成协议事后反悔的，其主张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其实，唐先生受伤后治疗经费的问题，无需以牺牲权利达成协议来解决，完全可以向法院申请“先予执行”，要求旅游公司垫付治疗费。本报记者尹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