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诞生记

《开国大典》诞生记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0月02日07:27 浙江日报

本报通讯员　越虎　2003-10-2 　　走过54个春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巨人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半个多世纪前，当曙光初照中华大地时，被巨大热情鼓舞着的普通中国公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欢庆祖国的新生。　　1953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董希文先生的《开国大典》。50年来，这幅家喻户晓的新中国油画巨作，被誉为“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今天看来，依然能让人重温那个庄严的历史时刻—— 　　日前，笔者赴京采访了董希文先生的夫人张琳英老师及女儿董一沙。张老师虽已90高龄，身子瘦小，但精神矍铄，思维清晰。在与张老师及董一沙的交谈中，笔者了解了董希文先生在创作《开国大典》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轶事。　　青年画家受命历史巨作　　1951年初，中国革命博物馆遵照中宣部、文化部的指示，开始筹备建党30周年绘画展览，具体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领导蔡若虹、江丰、王朝闻组织落实。参展的作者为北京、华东的几十位知名画家。几个月的时间，这些实力画家们为展览拿出了近百件绘画作品。　　这是新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次风云际会，美术界各路高手的精品不仅在这次画展中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而且很多作品都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甚至一些作品还在中国美术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如《地道战》、《毛主席延安整风》、《强夺沪定桥》等等。　　后来大家在总结中一致认为：好作品不少，但体现共和国成立的气氛不够。当时谁也无法预知，这个结论已为历史巨作《开国大典》的诞生打下了伏笔。　　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幅巨型油画：“开国大典”。中央美院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37岁的青年画家、该院知名教授董希文。　　大胆的构图设想　　董希文生于浙江绍兴，杭州艺专毕业后曾在敦煌临摹壁画达3年之久。其素描、油画功底在同行中有口皆碑。　　据张琳英老师介绍，接到任务后董希文并未急于动笔。他要做一番充足的准备工作。　　当时美院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为他准备了开国大典的电影资料片和一些摄影图片资料。　　经几天的研究，董希文认为这些资料里中央领导和广场上的群众没在一个足够的图景之中，这显然不合乎自己的想法。根据自己的理解，他觉得这幅油画需要一个共和国开国领导群体与广场群众囊括同一画面的“大团圆”构图。　　他决定打破写实的限制，按自己的理解选择画面构图。而在这些电影和照片资料中只取其领导人的肖像和神态特征。　　董希文先在一张明信片大小的硬纸上画了一张草图，其构图与今天所看到的《开国大典》相差无几。　　当年董希文手拿这张草图请教了许多画家，如徐悲鸿、艾中信、江丰、吴作人、罗工柳等。　　值得一提的是，从草图上可以看出董希文创造性的突破有两个：第一个是草图上除毛主席侧身站在靠近中间位置，其他领导人都站在左边三分之一的画面，而右面则是广场群众，这样左实右虚相差悬殊的布局按一般构图规律来看似乎有失平衡；另外一个就是按正常视觉规律，在毛主席的右前侧应有一根天安门城楼的大红柱子。　　美术界的同行们对董希文构图设想感到奇特并表示赞赏，认为第一个突破加大了领导人与广场群众一实一虚、一近一远、一少一多的对比效果，能更好地突出节日气氛。而第二个突破大家认为极为大胆，“抽掉”这根柱子，广场显得更为开阔，相反如果画上这根柱子反倒显得累赘了。　　为了稳重起见，董希文还请教了几位建筑学家，大家对此均表理解和赞同。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 　　两次搬迁完成创作　　很快，董希文便投入到《开国大典》的实画创作之中。　　当时，董希文先生住在北京市大雅宝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为了画《开国大典》，我们腾出了一个房间，作为他的画室。”张琳英老师开始沉浸在回忆之中，她说：“上了画布以后，画室的感觉就出来了。希文作画有个习惯，喜欢一气呵成，这也是他的创作风格。《开国大典》画得很快，没多久就已经基本上有个样子了。因为1949年10月1日的时候，希文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及欢庆活动，回来以后，他一直很激动，怀有强烈的创作欲望，也作了许多的准备，画了当时天安门欢庆场面的不少草图。在画《开国大典》之前，他已经创作了《北平入城式》等作品，还带着学生去天安门城楼?蠖⒅斓碌幕瘛！犊蟮洹肥导噬鲜窍Ｎ陌饕逅枷氲慕峋В彩撬诖艘郧盎轮泄獠淖髌返囊帐跎！犊蟮洹范忠院螅Ｎ某3Ｊ且挂约倘眨踔撩蝗彰灰沟鼗Ｄ鞘焙颍檠坛榈煤芏啵话胩旃Ψ颍袒腋拙吐牧恕：⒆用强醇耍颓那牡匕蜒谈兹サ沟簟Ｗ罾骱Φ氖窃谝估铮蛑笔且恢Ы幼乓恢В胰八俪橐坏悖得挥邪旆ǎ蛭砍檠汤刺嵘瘢醇芯ΑＴ谒萌肷竦氖焙颍颐墙兴苑梗继患液秃⒆用嵌贾溃馐焙虿荒艽蚪了缓孟劝逊故掌鹄矗鹊剿缘氖焙蛟倌贸隼础！? 　　“父亲画画特别投入，他自己也说过，每次完成一幅大作品，就像打一次大的战役，身体就像大病一场似的。父亲的敬业精神可见一斑。”董一沙接着张老师的话题说：“画《开国大典》那阵子，我哥哥沙贝、沙雷曾经到父亲画室里去，常常发现父亲有的时候爬在梯子上吃力地作画，有的时候又趴在地上全神贯注地看画，全然不会发觉孩子们正在身旁。画室里摊满了作画的工具，整个画室就像一个大工棚。” 　　董一沙说：“现在许多人回忆说，《开国大典》是在西总布胡同那边画的，这当然不错。但是，人们也许不知道，父亲为了画这幅画，先后两次搬迁画室。我母亲刚才说了，《开国大典》起初是在大雅宝胡同即我们的家里画的，后来因为我的两个哥哥正是好动的年纪，家中环境又比较杂，而我姑姑（即董希文先生的大姐）家的房子刚好有空，又比较安静，所以在画了快三个星期的时候，父亲把画室搬到离我家不远的姑姑家里，也就是西总布胡同74号那儿。尽管房子也不大，但是没有人打扰，父亲非常满意。那段时间，父亲画画的进度就更快了。父亲的学生靳尚谊先生曾回忆说：‘我们从石景山发电厂深入生活回来以后去看画，一看，已初具规模，很让人惊讶！当时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大的创作，非常惊讶。’” 　　董一沙说：“父亲是一位传统功底深厚，但又富于创新精神的画家，在《开国大典》中他对画中人物布局的安排、对天安门城楼廊柱的处理以及画面色彩的运用，都独具匠心，而且非常成功，博得美术家、建筑学家的一致肯定。这里我单说一件事，也同样能表明他不墨守成规、勇于创新的特点。父亲画天安门城楼上的地毯，为了增强地毯的质感，他在颜料中掺上锯木的木屑，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后来人们评价父亲是新中国油画不懈的开拓者和成功的探索者。” 　　“195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开国大典》的图片，发行量数以百万计，成为那时最受欢迎的美术作品。”董一沙接着说：“那一年，父亲带着《开国大典》的图片回到杭州长生路上的老家，来看望他已经阔别多年的父亲董萼清老人和其他亲属。当父亲把《开国大典》的图片交给爷爷时，爷爷显得非常高兴。爷爷一高兴，居然拿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些艺术古玩给大家看，这可是大家从来没有见过的。可见，爷爷对父亲、对父亲的《开国大典》是多么地满意！” 　　【历史回望】　　徐悲鸿提议：《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　　1949年7月6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负责制定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的第六小组，召开第一次小组全体会议。会议决定，一、对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公开征求；二、设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及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公开征求国歌词谱的通知一经发出，同样在人杰地灵的神州大地引起强烈反响。截止到9月下旬，评选委员会共收到国歌稿件32件，歌词694首。　　8月16日至20日，北京饭店413号房间会客室特设了临时选阅台，以便评选委员会成员集中选阅大量应征的来稿。第六小组连续召开全体会议和若干座谈会，认真评选各种稿件。随后，马叙伦、沈雁冰写报告给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指出：“经本组慎重研讨，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地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应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内可以完成。” 　　可是，一个新生的共和国，在宣告成立之日竟没有确定一个体现本国尊严的国歌，这显然不适应当前时代的要求，也不符合世界通行的惯例。　　9月25日，在毛泽东、周恩来召集的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协商座谈会上，国旗方案很快就确定下来，接下去讨论国歌问题，会议一时冷场。的确，国歌要求既有大众性、又要有庄严性，更何况必须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一时到哪里去寻找适应这样多方面要求的歌曲呢？在各位代表苦思而无良策之际，著名爱国人士、享誉海内外的画家徐悲鸿站起来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 　　徐悲鸿的建议，立即得到了同样到过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的赞同。周恩来说，《义勇军进行曲》这支歌曲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于演奏。他认为作为代国歌是很合适的。　　座谈中，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新中国即将成立了，中华民族已经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而这首歌当中还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样的句子，是不是过时了？　　周恩来解释说，这首歌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尽管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还要居安思危啊！　　在座的专家名人纷纷表示同意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最后，毛泽东总结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斗终于胜利了，但是还是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原词好。毛泽东综合了座谈会上大多数人的意见，宣布接受徐悲鸿的建议，全场鼓掌表示赞同。　　在9月27日的政协大会上，在通过关于国旗的议案的同时，也通过了关于国歌的议案。全体代表一致同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据《中华读书报》　　曾联松：　　满怀激情设计国旗　　曾联松，一个平常的商业工作者，却因为他的特殊经历：曾经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而变得很不平常起来。　　1949年7月20日前后，曾联松从报纸上获悉，新政协会议筹备会为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专门发出了启事。曾联松虽然学的是土木建筑，但是他思想进步，生性活跃，尤其爱好哲学、爱好美术。饱经旧社会战乱苦难和生活沧桑的他，深知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光明、走向富强的道理。同时，他觉得刚获解放当家做主的中国人民，应该有一幅鲜艳而又有明确象征意义的国旗引路。于是，他决定响应新政协会议的号召，试着设计国旗图案。　　一天午夜时分，面对一堆画着各种图案的稿纸，他推窗思索，抬头仰望窗外满天的繁星，他忽然灵感闪现：新中国是千万人的鲜血换来的，用红色代表解放、光明、热烈，中国共产党不就像北斗星，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就像围着北斗的四颗小星吗？想到这里，他赶快重新铺纸执笔，一遍遍构思，作画…… 　　几天后，他终于将自己的五星红旗设计方案投寄北京有关部门。后来，他得知自己的设计图案被定为32号，经田汉等人的积极推荐，获得了毛泽东主席的赞赏首肯，并为之作出了新的解释：五星红旗表现中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1949年9月27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正式决定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据《解放日报》　　开国大典的摄影故事　　开国大典的正式名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当时城楼上方悬挂的横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开国大典的摄影工作归1949年“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新闻处领导，它是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宣传报道的总管机关。　　当时新闻处下面设有摄影科和电影科。摄影科由华北军区政治部《华北画报》社、中央电影管理局北平电影制片厂照相科、东北局《东北画报社》组成。　　因为开国大典的场面太大，摄影人员显然不足，为此，新闻科特别邀请了在京的其他单位的摄影记者来参与庆典的摄影报道，有部队著名摄影师石少华、罗光达和总工会的陈勃等。结果在开国大典当天，采访的摄影记者约有30人。　　为了完成好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的摄影任务，摄影科作了很周密的计划，完成得也很漂亮，超乎至美的是，胶片的消耗比预算超出了许多。事前的计划，政协会议的摄影，每一张照片都算得精精确确，一共150张，张张都定好了位。可是这样的预算实在跟不上庆典时的辉煌和心中的激情，结果，从政协会议到开国大典，实际一共拍摄了16000多张照片，平均每个摄影记者拍了1000张！　　有意思的是，那么多人拍摄开国大典，又拍了那么多张，但是限于当时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却只有一张彩照。而且这一张彩照还不是专业人员所摄，而是原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拍的。他的摄影集和“长征日记”日后都成了宝贵的革命历史资料。　　后来，华北画报社专门编发了一期《华北画报-开国大典》的专题画报。封面上的照片，是那张最典型采用最多的天安门广场正面照片。它的珍贵之处，要算几幅天安门广场和提灯游行的夜景，还配有一首马凡陀的诗作《红色的战斗机群》。清华大学的横幅在夜色中清楚可见，举着火把和五角星灯笼的青年兴高采烈。城楼上的灯火和夜空中的礼花虽然不甚明亮略显稀疏，但也交相辉映欢乐喜庆……这毕竟是天安门从来没有过的，开天辟地的第一次。　　马凡陀在诗中写道：“在共和国的元旦，我跟随我们自己的空军，坐着我们自己的飞机，飞临北京上空！我心跳，我兴奋，我欢呼！” 　　这本《华北画报-开国大典》为新中国的历史留下了精彩的一页。　　据《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