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涌，中国13亿人口中的一分子，中国当代最著名的黑社会头子。刘涌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刑法》，当然也与所有国人犯罪后一样应当收到国家法律的制裁。古今中外、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必然的结果。现在是：在中国犯了“死罪”的中国公民刘涌，由一审判为“死刑，立即执行”，被二审以完全相同的罪行终审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事实上，在至今中国所有、一概法律实践的54年以来，从来没有过任何一例“死缓”被执行“死刑”的先例。这就是说，在中国法律的光天化日之下、在13亿中国人众目睽睽之间，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领导黑社会罪、故意伤害罪、非法经营罪、故意毁坏财务罪、行贿罪、妨碍公务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等七项滔天大罪的罪犯——刘涌，被执行“中国法律”者坦坦荡荡的“放生”了……

　　跟世界上所有事物都要有“因果”关系一样，判处罪犯刘涌的“生与死”，也必须要有中国法律——“生与死”的必然结果和原因一样。判处刘涌死刑的原因路人皆知，甚至比判处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的死刑更有法律公理。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判处刘涌“生”的原因和“死”的结果又是怎么样吧？

　　1、放生刘涌的决定性“公理”

　　据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刘涌《判决书》认为：刘涌“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鉴于其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对其可不立即执行”——此为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刘涌《判决书》的判词。这就是说：刘涌由“死刑，立即执行”，改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就是因为以上这51个字的“具体情况”，被执行中国法律的法官们判决而真的“放生”了。

　　2、法律“应当判处死刑”而可以不判吗？

　　这是所有事物矛盾对立的共同体。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中国法律实施的这一“经典论断”：“论罪应当判处死刑”却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开中国法律与实践之一代先河。中国法律、中国法律的执行官们，能“应当判处死刑”，而非要从轻判处“缓期两年执行”吗？有没有这个权力、就这样明目张胆的“放生”刘涌吗？

　　剥夺一个人的“生与死”权力，“能”或“不能”，这不应该不是一个国家的某一个法院、或是某一个法官所能够掌握、改变或拥有的权力，中国法律应该有明确当然的界定。若真是中国某一个人的“生和死”，要由某一个法院或某一个审判长就能决定、掌握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法律、是不是隐含着更多、更大的天灾人祸？在一个国家治罪的《刑法》、法律面前，“应当判处死刑”的却不死，“不该判死刑的却一死了之”，这国将何国、国家治理岂能不紊乱？

　　3、是中国法律“放生”了刘涌？

　　众所周知：刘涌案是中国历史以来“黑道第一大案”，是早被中国《刑法》、司法界界定为“事实特别严重”“性质特别恶劣”“危害特别极大”的案件，而这的确是中国开国54年来的“具体情况”，不管是中国法律或是西方的法律，这一“具体情况”都属于是唯一“从重”的“原因”和“结果”的，怎么会因为这一“具体情况”却成了“可不立即执行”、从轻发落刘涌的法律原由和结果呢？这岂不是历史与法律的本末倒置？

　　回顾新中国依法治国、法律至今的54年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因法院判决的“具体情况”绝非是今天才有。就最近这几年，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被“立即执行”、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也被“立即执行”，难道成克杰、胡长清就没有“具体情况”、却为什么不能“可不立即执行”？中国最近出现的李嘉廷、刘方仁、程维高们，及富豪周正毅、仰融、杨斌、吴志剑、刘晓庆们等等，就没有任何“具体情况”可言吗？

　　“具体情况”，是中国依法治国、有法不依、有法难依、政治批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国家法律与法制建设生态紊乱的源头所在。——若真是这样，以上审判刘涌案适用的中国法律及中国法官们，还真能承担起历史不朽的今天和明天的责任吗？审判刘涌的审判官适用了“具体情况”和“可不立即执行”根本的“改判”，真的是成了中国今后历史永垂不朽的“真理”，那么对成克杰、胡长清案审判的法院和法官们，是否因为没有使用“具体情况”和“可不立即执行”，就成为中国历史上经不起历史一念之验、当然的历史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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