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文坛相当热闹，笔墨官司不断。有两起官司特别引人注目，一是金文明的著述《石破天惊逗秋雨》，指陈余秋雨散文中的126例差错；一是陈辽、许鑫清的评论《假作真时真亦假》，质疑张紫葛的“四部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唇枪舌剑，攻难辩诬，加上媒体的炒作，闹得沸沸扬扬。孰是孰非，余、张二位先生都有申辩文字载于媒体，无须我来赘述。不过，我在读过这些奇文后，却想起一些文化名人说过的关于文学批评的一些话，由此而兴起“人古而事近”的感觉。

　　首先想到鲁迅先生的那篇《骂杀与捧杀》，先生是不满于当时文学批评的，指出“批评的失去和威力，由于‘乱’，甚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篇文章发表于1934年，时过70年之久，这“乱”的余波仍在不时掀起波澜，至今依然荡漾不已。文学批评是以指陈美善和谬误为宗旨的，批评的威力实乃取决于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严密透辟的说理，合情合理才能令人信服。所以，批评别人的文章，总要了解自己批评的对象，总应认真阅读想要批评的文章，尊重原文原意，以作者表述的文字为依据。

　　反之，如果断章取义，妄加推理，摆出唬人的声势，抛出吓人的帽子，搞诛心之论，强加于人，甚而至于揭老底，抛档案，造谣中伤，那又焉能不乱，甚而至于“乱到事实相反”，乱以由笔墨官司闹到对簿公堂。

　　当然，批评是否具有“威力”，还要取决于对待批评的态度，这又使我想起“建安文学”的一个至今犹有实践价值的好传统，就是提倡正当的文学评论，对此曹氏都发表过不少精当的见解。曹植在《与杨祖德书》中说：“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闻错则喜，随时修正错误，无疑这是对待批评的正确态度。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则从反面指出文学批评之所以难以开展，实乃患于“暗于自见，谓己为贤。”他说：“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敝帚，享以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由于“敝帚自珍”，“谓己为贤”，丧失自知之明，必然自以为是，目空一切，以“权威”、“导师”

　　自居，容不得半点批评。明明是自己错了，还要强辞夺理，卖弄学问；理不胜辞，则杂以嘲讽。这种表演虽能引起一时的轰动效应，“但待到旁人看清了这作者的真相的时候，却只剩下他自己的不诚恳或学识的不够了。”（鲁迅语）文学批评和文学、艺术作品一样有它的品格，品格固然可以从多方面表现出来，但最重要的是作者的态度，“品高的是诚于中，形于外，表里如一地高贵华美。品低的是内不充实而外求光辉，存心卖弄。”（朱光潜《文学上的低级趣味》）卖弄词藻，卖弄学问。正当的文学批评应有实事求是之意，而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批评应该是说理的，平等的，尊重人格的。“讥弹其文”目的是探求真理，真理越辩越明，自应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有的放矢。不放乱箭，更不能放暗箭。正像鲁迅先生说的，既不要“骂杀”，也不要“捧杀”。至于站在一旁瞎起哄，也是要不得的。李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