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黔在线讯原来只知道我省作家赵范奇写过一些小说、散文之类的东西,他的短篇小说《西去我车路》被《小说选刊》选载时在省内曾引起过轰动,散文集《人生如歌集》出版后,其中一篇叫《嗨!好绿的瑞士》的纪实散文被中央教育研究所编入中小学生《〈语文〉大视野》读本,后来在几个剧作家的怂恿下,他也试着写过一两个大戏,其中新编历史京剧《吏治惊天》还获得了国家级奖。可是,最近他将一部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吏治惊天》送到了我的面前时,让我生出了许多的惊异,故寻了空来与他促膝相谈,想从他的文学创作中去获得一点别的启示……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在单位上忙于工作又偷闲写作,没听到一点响动,你是如何把一部长篇小说写出来了呢?

　　赵范奇(以下简称“赵”):说起来也怪的,我这个人是个“贱皮子”,越忙越想写,越闲越写不出东西来。

　　记:你这样可不可算作是多产了呢?

　　赵:我已经是个够懒惰的人了,是算不得什么多产的。再说,我有一个愿望,这一辈子要实现“五个一”!

　　记:什么?“五个一”?

　　你还是说来听听吧!

　　赵:这是句开玩笑的话。我所说的“五个一”是指:一部短篇小说集、一部散文集、一部中篇小说集、一部长篇小说和一个戏剧集吧!

　　记:那,你现在完成了几个“一”了?

　　赵:要说完成都完成了,要说没有完成也没有完成。

　　记:这话怎么说?

　　赵:一部短篇小说集、一部散文集、一部长篇小说总算已经出版了,一部中篇小说集和一部戏剧集也已经准备好了,中篇小说集和戏剧集分别都有三十多万字吧!另外还结有一部纪实散文集,如有可能,也可以与读者见面。

　　记:你的小说和散文我读过一些,大多以农村题材为主,人物写得十分细腻、恬静而感人,特别是农村的女性,在你的笔下,一个个是活脱脱的,仿佛呼之欲出。小说和散文的语言是淡淡的、很有韵味和音乐感,一点也不矫揉造作,一点也不故弄玄虚,连初中学生也能读得懂、看得下,可之中却又蕴含着某种深刻的社会或人生的哲理。

　　后来怎么把精力放在写戏上和写长篇小说的呢?

　　赵:你知道,我这人很笨,最不擅长编故事,且又因为工作太忙而没有整块的写作时间,只好以写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为主,因为写长篇小说太费心费力费时,实在不敢问津。我曾经写过一部以一基层文化局长在经济体制变革初期如何探索文化工作新路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九品文官》,也以做过清乾隆晚期兵部尚书的李世杰史实为素材写过长篇历史传记文学《贵州奇人李世杰》,可因为种种原因,后来都没有出来,都流产了,于是我就下定决心,再也不写长篇小说了。

　　记:可你却又写了而且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吏治惊天》。

　　赵:怎么说好呢?可以说这是逼出来的吧!

　　记:这话怎么讲?

　　赵:你知道,我为了写好黔西的李世杰,曾经又一次详细地阅读了《清史稿》,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部分读得更细,同时也买了不少这方面的书,查过不少别的资料,什么正史、野史,只要当时能找到的,我都看、都抄录下来,积累了约十来万字的东西,其中,乾隆杀国舅高恒一段历史却令我十分的震惊:历史与现实是何等的相似啊!

　　记:你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共鸣呢?

　　赵:记得吗?当时广西的成克杰、江西的胡长清都犯了事,立案侦查落实后,这两个人因贪污受贿数额巨大,不是都被枪决了么?当时我就想到,封建时代的皇帝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定都能够大义灭亲,杀了一国之舅,何况我们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呢?于是我就很快地写了个六场话剧叫《吏治惊魂》,后来在雨煤老师和龙方、玉琳同志的帮助下改成了京剧,这你已经知道,就不必多说了。

　　记:知道。京剧《吏治惊天》作为我省以整台剧目首次打入中国最高的艺术盛会———第六届中国艺术节,这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且这个戏还在该节中获得了优秀演出奖,后来又被评为省的“五个一工程奖”,被当时的媒体宣传为“舞台上的《生死抉择》。”据说你又与中央电视台和贵州电视剧制作中心签了约,将《吏治惊天》改为六集戏曲电视连续剧?

　　赵:不是我与他们签的约,而是省电视剧制作中心与中央电视台签的约,他们正在筹拍之中。据说,这是中央电视台与地方签下的最后一个联合拍摄电视剧的协议,以后中央台再也不与地方签署这类协议了,他们采取的将是“你拍摄,我购买”的办法,总之,不管是谁签的约,苦的还是我。改这个戏曲电视连续剧耗了我整整一年的时间,基本定稿时已有15万字左右,如果将1至6稿加起来,至少也有60多万字了。尽管如此,我仍有许多言犹未尽的东西,后来干脆一鼓作气便把这部长篇小说写了出来。

　　记:长篇小说《吏治惊天》与戏曲电视连续剧《吏治惊天》有什么不同?

　　赵:就内容而言,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小说增加了几个人物和不少的情节。小说描写了在清乾隆盛世时期,由于法制不健全,皇亲国戚倚仗权势为所欲为,行贿受贿,腐败荒淫,黎民百姓深受其害。这些弊端对国家的安危和皇权的统治构成了可怕的危机。乾隆虽明“仁治不能兴邦,法制方可强国”的道理,但却顾及亲情,投鼠惧器。刑部尚书刘统勋为靖吏治,严肃法纪,说服乾隆,修订祖制,议定颁行旨在整饬吏治、严惩腐败、取消皇族特权的大清补律《吏治通则》,遭到了以皇太后及和亲王弘昼为首的皇亲贵胄群起而攻之。小说以是否惩治贪污巨额治淮银两的国舅高恒为中心事件,以刘统勋如何促使《吏治通则》的颁行为主线,以乾隆如何处置颁行新法与亲情之间的矛盾为副线,描写了他们与皇太后及和亲王弘昼等人展开的一场斗智、斗勇且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演绎了一个感人肺腑、发人深省的故事,塑造了刘统勋这样一位铁骨铮铮的法制代表人物的光辉形象,塑造了一个与任何电影、电视剧完全不同的全新的乾隆形象。小说是以主要历史事实为依据,其情节曲折,环环相扣,构思较为巧妙,人物形象鲜活,可读性强,色彩悲壮,撼人心魄。

　　记:而就主题而言呢?

　　赵:基本上也是同一主题。贵州的卢万里、刘长贵、刘方仁之流一露出水面,我更觉得这个题材太有生命力了。一个历史上的王朝如此,一个当代的国家何尝不是如此呢?《吏治惊天》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记:所以你就抓住《吏治惊天》不放,从话剧《吏治惊魂》到京剧《吏治惊天》,又从戏曲电视连续剧《吏治惊天》到长篇小说《吏治惊天》,你抓这样的题材,是不是有些凝重了?

　　赵:你千万不要再说“凝重”二字了。

　　记:为什么?

　　赵:因为有的人也不喜欢这两个字。

　　记:真是滑稽!《雷雨》、《白毛女》、《甲申三百年祭》,以及后来的《于无声处》,等等,该怎么理解?莫非写戏要像某电影制片厂将《聊斋志异》中的《促织》改为《蟋蟀皇帝》那样,搞搞笑就行了吗?写些轻松的戏让人娱乐娱乐不是不可以,这在当前也是十分需要的,可一个颇具发人深省的主题的戏给观众以某种深刻的启示有什么不好?我以为,现今我们的戏,不是凝重多了,而是凝重少了。

　　赵:事实上,作为一个剧作者,他只将他想写的写出来就是了,至于怎么评论,那是评论家的事。这又说得远了。可前车之鉴,不可不借啊!在一个物质财富尚不丰富的社会里,一个人说什么冠冕堂皇的话都是容易的,可是,当社会的物质财富多了起来的时候,特别是他的权势达到可以将社会的物质财富轻易地据为己有的时候,他还能不能做到真正的洁身自好、廉洁奉公?这才是衡量一个人觉悟高低的试金石哩!

　　记:这有一定的道理。你们文化系统不是曾有人这样说过吗?“一条汉子,两袖清风,三十多年工龄,四十多平方米的住房,五十多岁,六百来块钱,最多活到七十岁。在这样的清水部门当官,要受贿也是一条假烟……”么?

　　赵:那倒不定是这样。但它说明了一个问题,要在这“糠箩箩”里头找到几颗白净净的碎米可是不容易的。我以为:一个社会物质的丰富,并不能真正地体现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只有合理、有序、自觉地调配物质的作用,才能真正体现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如不合理地运用、管理好社会的物质财富,社会的进步与物质的丰富必然会出现新的不均衡,必然会产生新的矛盾,这种新的不平衡和新的矛盾的不断激化,就会导致政治的不稳定、社会的不稳定、人民生活的不安定,甚至会导致一个政权的衰败与泯灭。

　　记: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有句名言:“认识你自己。”唐太宗李世明也曾说过,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知得失。历史告诉我们,每个民族必须回顾即已成为过去的历史,从其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更好地往前走。

　　赵:是的,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人民群众的呼唤。我以为要建立清廉的干部队伍,不仅要加强干部制度的法治建设,而且要建立有效的、强硬的监督机制,要造就一大批有如历史上的包拯、刘统勋那样敢于碰硬、铁面无私的执法者,我们的国家才不致被那些蠹虫与硕鼠们所侵害,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才可永葆无虞。

　　我深信,在党的领导下,一个清廉的干部体制一定会建立起来的。

　　记:今天听了你一席话,使我悟出了鲁迅先生所说的“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真正含义了。(赵范奇,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省作家协会会员,全国文化系统劳动模范,现供职于省文化厅,迄今,已发表散文、小说、剧本等300余万字。)

　　作者：段丽娜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