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浙江省公安民警刑讯逼供处理责任办法》日前出台，规定：今后浙江省公安系统的警务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有刑讯逼供者，无论致人重伤或是轻伤，直接参与的民警和指使、授意民警刑讯逼供的领导一律开除。

　　刑讯逼供，是任何社会、任何人都难以承受的一个沉痛。沈阳“黑道霸主”刘涌案由死刑改为死缓，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只是在判决书中说“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在侦察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情况。”一个省的高级法院，竟然以“莫须有”进行改判，这是法治的一个多么大的耻辱！然而身为大多数人的普通百姓，又能怪谁呢？只能痛恨那该死的刑讯逼供，绝不能再让它干扰我们正常的法治了。所以，浙江省严禁刑讯逼供的禁令一公布，立即引来了好多人的拍手叫好。笔者也是其中之一，不过我又想，光靠公安机关自己“提高觉悟”，真地就可以从此杜绝了刑讯逼供吗？

　　俗话说“再高超的医生也不能给自己动手术。”以往，也曾明确规定过严禁刑讯逼供，并且公安机关还成立了一支专门的督察队伍，可是事实上不是依然有警察随便打人的现象吗？2002年8月，河北省行唐县吴磁沟乡19岁的少女吴小玲在南翟营派出所民警的毒刑拷打下，被迫承认与9名男子有过性关系，第三次上演了令人发指的“处女卖淫”闹剧。参与殴打和逼供的民警能不知道不许刑讯逼供吗？绝对不能不知道。那么，以前的禁令为什么不管用？关键就是禁令挺严，但是一旦有刑讯逼供的事件发生，无论直接的肇事者还是有关领导，马上想到的就是遮丑，而不是主动认错和承担责任。倘若不是新闻媒体介入，没有舆论的压力，这几起“处女卖淫”案说不定会怎么样呢！

　　有鉴于此，我不能不对浙江省严禁刑讯逼供的禁令究竟能有多大效力，表示怀疑和担忧；同时也希望，那些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监督者有所作为起来，真正地履行好监督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的一项条款就是，“人民警察不得刑讯逼供或体罚、虐待人犯。”第四十六条又明确规定，“公民或者组织对人民警察的违法、违纪行为，有权向人民警察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行政监察机关检举、控告。受理检举、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知检举人、控告人。对依法检举、控告的公民或者组织，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并且，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也明确规定了这一监督原则。可见，我们的法制并不是不健全。也就是说，即使不出台任何禁令，只要完完全全依法行事，就足够社会健康有序地运转下去了。

　　相比之下不难看出，一个又一个的禁令轮番出台，无一不有“人治”的味道。大到一个系统、小到一个单位，换了领导就有“新要求”，否则就好象没有了新意，也就没有了新任领导的形象和政绩。这种围绕着少数人而创出的“新要求”，对依法治国可是贻害无穷呀！解决刑讯逼供，如果仅仅靠禁令，那个领导一换可就不好说了。

　　因此，只有真正依法治国才是杜绝刑讯逼供的治本之策。倘若每名警察都精通了《人民警察法》，每名检察官都精通了《检察官法》，每名行政监察人员都精通了《行政监察法》，就一定能够大大地减少甚至从此根本就没有了刑讯逼供。归根结底，这是人的素质问题，包括执法者的素质，也包括领导者懂不懂法和依不依法。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