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出版的《重庆晨报》上，读到湖北作家赵金禾先生的《我是被政府‘宠’过的文人》，觉得赵金禾对于“失宠”的思考颇有价值，他的失宠后的心态建设也颇有可取之处。

　　赵金禾在他的文章里说：“我不知道是不是要感谢政府对我的宠爱？或许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宠爱也是我成长的一种动因？”那么政府是怎么“宠爱”他的呢？他所在县的县政府曾三次用文件的形式转发他的作品，既要求在全县范围内学习他的作品，也号召全县的干部职工向他学习；县里的领导大会小会都表扬他，还喜欢把他带在身边；让他当政协委员，让文联主席，把他当作一个难得的人才和名人呵护着。

　　但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赵金禾却渐渐有了一种“失宠”的感觉。失宠后他是怎么想的呢？他说“社会发展到今天，文人再那样被政府宠着便是不正常了。靠文章兴邦也是对文章的夸张。把文人抬到不适当的地步那是文人奇缺的时候，也是社会畸型的胎记。如今我仍是写着我想写的东西，仍当着文人。没有人左右我，没有人干扰我，我也不因为某种情感上的因素而受制于人，被宠不被宠不再是得意或失意。我自由自在地享受着自由自在，这便是时代的一个大进步，是社会发展到了正常的状态。我想说的是，我曾受宠是幸，现在不受宠更是幸——是时代的大幸。”

　　其实，时代发展到今天，感到“失宠”的岂止是文人？有的甚至在失宠的同时，还失掉了工作岗位，失掉了曾经有过的颇为优越和优厚的政治、经济待遇。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痛苦和怨言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的社会真正需要的，却是来自失宠之后的冷静的思考，清醒的面对，积极的适应，勇敢的创造。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赵金禾先生的“曾受宠是幸，现在不受宠更是幸——是时代的大幸。”因为这是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了正常的状态”的思考是非常有价值的。也正为有这种思考，他才会觉得“失宠”之后的那种“自由自在”是一种值得珍视的“享受”。

　　一个人的“自由自在”的状态，是必须建立精神独立特别是经济独立之基础上的。反过来说，一个处在“受宠”状态下的人，他在得到受宠的诸多好处的同时，也会因为产生精神依赖和情感依恋，而渐渐丧失掉自己的独立的人格无拘的思想和创新的能力的。我敢说，很多人的独立的人格无拘的思考创新的精神都是在受宠的状态下逐渐丧失的。一个人到了这种状态，是不大可能去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的真知灼见的，更是不大可能去自由自在地创造自己的所思所想的。

　　海外有个机构，对当今中国内地榜上有名的巨富的发家过程进行了分析，其中有一点特别耐人寻味：富翁中“出身”于全民所有制的约占0.4%，“出身”于集体所有制的约占3.4%，出身于个体工商和私营企业的占据了96%。（据2003年第10期《特别关注》杂志）可见，改革开放之后，正是那些没有被政府“宠”着的人，才敢于无拘无束地施展自己的才华，大胆地没有后顾之忧地发展自己，才会因为无所依恋地一往无前地往前闯——从而将自己“闯”成了巨富；而那些生活在有政府“宠”着的体制下的人，却绝少有人及时地跳出来抓住千载难得的时机大干一场的，因而成为巨富的人数也实在是少得可怜的。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失宠”实际上也是一种“解放”——是精神上的思想上的更是智慧上的解放，自然也是走向更美好的未来的开始。“失宠”后的“自由”，真的是更值得珍贵！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