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贵祥

　　从某种意义上讲，最早的革命者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先有了较为成熟的革命思想并一定程度地掌握了革命理论，然后才投身革命阵营，在有意识的状态下从事革命实践，因而方向明确，目标直接；另一种类型是先投身革命阵营，然后才逐步掌握革命理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革命中理解革命，并最终形成成熟的、坚定的革命信仰。

　　在解放军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元帅文学传记《旌旗十万》（罗英才著）一书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南昌起义部队在潮州、汕头失利后，主力损失殆尽，只剩下两千多人，衣衫褴褛地散布在朱德的周围。然而，敌军铁壁合围，四周都是白色恐怖，前途渺茫，官兵均感心寒，悲观消极情绪如同病毒一样在队伍中弥漫扩散。就在朱德最需要精神支援的重要瞬间，党代表陈毅来到了朱德的身边，坚定地表示：我跟你一起干！这对于正处在举步维艰孤掌难鸣境地的朱德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鼓舞，犹如茫茫黑夜独自驾驭一艘四处漏水的木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忽闻耳畔传来一个振聋发聩的声音：坚持，我就在你的身边，让我们同舟共济，越过眼前的暗礁激流。在那样的环境里，这两人结成精神同盟，所产生的热能绝不单纯是成倍的增加，而是呈几何级数的增长。这两个人都不是普通的人，他们均受过高等教育，均出国留学开过眼界，尤其重要的是，他们都是马列主义的信仰者。核心一旦形成，就必然要产生巨大的向心力，凝聚那些茫然的、游弋的、徘徊的心灵。终于，这支队伍又吸附在一起，化零为整，继续着早期武装革命的艰难跋涉。

　　毋庸置疑，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脱颖而出的功勋卓著的将帅中，陈毅元帅是个性尤其鲜明、特点十分突出的一位，素以儒将著称，是当之无愧的元帅诗人。《旌旗十万》作为文学传记，也似乎比较着意表现元帅的文化气质和革命家、军事家、文学家的多重风采，并且把文化和信仰、理论和实践、作战和作诗等不同的元素有机地融汇在一起，形成了彼此渗透、彼此影响、彼此依存的关系，甚至把文化上升到影响建军治军和决定战争胜败的高度，这应该说也是《旌旗十万》的独特之处。作品中还披露了这样一件事情，在起义部队到达赣南之后，打了几场胜仗，恢复了元气，恰在此时，有些从旧军队过来的官兵旧病复发，到城里白吃白喝，甚至聚众哄抢。陈毅知情后，雷霆震怒，核实了两名主犯的犯罪事实，当场枪毙。这两声枪响，不仅清除了两个败类，也拉开了起义部队整肃军纪、走向正规的序幕，围绕着“为谁扛枪、为谁打仗”这个原则性的命题，官兵们承受了一次灵魂的洗礼和信仰的淬火。一支武装力量，没有信仰，就没有理想，就没有远大的抱负，也就不可能有献身的勇气，只有眼前蝇头小利之争，发生见利忘义的事情也就在所难免了。乌合之众一盘散沙，一推即倒一冲即散，是不能成大气候的。而信仰的建立和传播，则又离不开文化的武器，因此，毛泽东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此乃颠扑不破的真理。陈毅和朱德都是大知识分子，因而能在拉起武装之后不久即能形成系统的治军理念，并以此指导战争实践。文化的力量在武装斗争中是决定性的力量。

　　1928年春天，被收拢的部队几经磨难，几经征战，终于上了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了，为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奠定了实力基础，这个时候，树立坚定的革命信仰，建立牢固的思想体系，就成了建军初期凝聚意志的基础工程。两军会师不久，即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的指挥下，打了一场阻敌进剿的漂亮仗，为此陈毅豪情勃发，作诗一首：“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但是，这种豪情并没有取代一个军事家的理智和深谋远虑，在移师的路上，他向朱德提出：“5月5日是马克思的生日，部队天天行军打仗，顾不上纪念，不如趁现在休息，举行一个报告会，给干部灌输一点马克思主义。”朱德自然喜出望外。这个事例也说明了，陈毅元帅作为一个有文化、有明确的政治信仰的军队缔造者，在最初的武装斗争实践中，已经具备了远大的政治目光，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有着深刻的认识。深入人心的思想政治工作无疑是一支军队得以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先决条件。

　　诚然，陈毅元帅的传记以及各种回忆和纪念著作已经有了许多版本，但是，较之元帅丰富的革命斗争历史，加之某些史学和文学以外的原因，这些著作都难免存在着某些缺憾，因此也就给后人的研究和重新认识留下了可能。在前人没有涉足的地方，正是后人应该潜心探索的地方，在史学家伫笔的地方，正是文学家应该致力笔耕的地方。当然，同一出版资源的反复开发，必须建立在“出新”的基础上———有新的史实、新的内涵，形成新的观点、新的见解，从而构成新的价值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旌旗十万》颇有一些出新之处，其中重要的就是既浓墨重彩地刻画了陈毅元帅的政治家、军事家的光辉风采，也恰到好处地展示了元帅豪放的诗人气质，尤其是将信仰与事业、理想与革命、文化与战争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不动声色地贯穿在字里行间，具有比较厚实的战争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