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捷

　　刚刚过去一个“世界老年痴呆日”，迎面而来又一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无论怎样讳莫如深，痴呆抑郁如此等等突兀而令人隐隐心痛的字眼，还是现实地、大踏步地走近我们的身边，影响我们的生活。关于精神健康的对话似乎已显得不能回避。

　　这是一个悖论，虽然我们的意愿并非如此。每4位80岁以上的老人中可能就有一位患有老年性痴呆——更因为国泰民安益寿延年，我们还必须承受不仅仅治疗本身的一项沉重的社会责任；10％的成年男性和25％的成年女性曾经或者正在发生抑郁障碍——更因为经济高度发达文化严重渗透，我们才不得不面临人际交往家庭构架变化而衍生出的一个棘手的文明疾病。

　　这是一个难题，虽然我们的临床研究不无推进。首先，没有人能够对精神疾病拥有天然免疫力，它就是这样毫无偏袒地发生于世界各国、社会各阶层以及各种生存环境中的各类人群。其次，它如同“感冒发烧”“炎症疼痛”，需要诊断，需要治疗。然而又有多少患者及其家属能够像得病之初的老里根，勇敢地承认自己的不幸。即便约有15％的抑郁症患者已自行了断了自己的生命，为这种用药物就可以完全缓解的疾病去坦然接受治疗，依然会被看作是对自尊心的一种伤害。

　　我认识一位医学教授。我了解他曾经为抑郁症纠缠得无法应对一切。我也知道他通过半年正规的治疗早已如常工作。我始终不敢与他当面提及，倒是以此为例子告诉过不少求助的精神病人。不过，一位病愈了的白领小姐仍然坚决反对我采访报道她的故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母亲仍然在为大学毕业儿子的“复工”问题奔走呼吁，一位给我寄了一本自撰散文集的宣传干事甚至说道：“我现在每天坚持服药，一切都好，可我仍然没有将实情向我的爱人摊牌。”

　　我们终究猜不透精神疾病患者的痛苦，却是分明能想见他们所处的困境。京城据称每年要发生3000多人次痴呆老人走失，那里的红十字会就搞过一个叫做“帮助走失老人回家”的活动。我一直很为这条消息感动。写一张有姓有名有地址的胸卡，诸如此类的举手之劳其实谁都能做。关键是，我们对这些病人也要有真心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