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长盛

　　浙江省公安厅日前出台一个办法，要对搞刑讯逼供的警务人员“一律开除”（《中国青年报》9月23日）。这当然很不错。但是，读罢新闻，我还是有一点担心。

　　先从我前不久的一次遭遇说起。

　　我家乡的一位青年农民进城打工，他的同伴花几百元钱从一个小偷手中买了辆摩托车。有天傍晚，同乡坐在停在门口的车上与人聊天，突然来了一辆警车，车上下来几位警察，不由分说将他带到派出所。原来小偷被抓，供出了销赃地。在派出所，同乡自然极力为自己辩护，却招来一顿暴打，被打后腹部剧痛不已。后来，小偷、一同被抓的同伴都证明同乡没有参与买赃，派出所才于第二天凌晨放人。同乡回住处后，腹部疼痛难忍，到县医院检查，才被告知是脾脏破裂。医生给他做了手术，才保住一条命。

　　同乡的家人找到我，写了份材料，一起向派出所的上级机关申诉。没想到，接待的警察听完我们陈述后第一句话就是：“你肯定这（脾脏破裂）是警察打的？有什么证据？”我当时差点没背过气去。

　　不过仔细想想，还真挑不出他的话里有什么毛病。不是吗？同乡在派出所呆了不到12个小时，离开派出所也存在被别人打的可能呀！你说警察打人，那得拿出证据，不能你说是就是。

　　刑讯逼供违法，这一点警察比谁都清楚，又为何屡禁不绝？原因很多，但认定刑讯逼供比较困难是一个主要原因。审讯工作一般是单独进行的，这决定了刑讯逼供有天然的隐蔽性，除非出手太重或某些情况下致人重伤、死亡而无法掩饰，刑讯逼供一般很难查证。再加上对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在犯罪嫌疑人一方，更增加了认定刑讯逼供的难度。因为受到刑讯逼供的人往往人身自由被限制，审讯过程外人无从知晓，即使有外伤，时间一长也就好了，哪里还拿得出证据呢？就算是我那位同乡，脾脏被摘，却还面临举证问题———举证自己没有被警察以外的人打。

　　这就让我对浙江省对刑讯逼供者“一律开除”产生了担心———担心它在实践中效力有限。毕竟，像媒体报道的因刑讯逼供造成人体严重伤残的情况还是少数，大量的刑讯逼供行为不致人伤残，不留下证据，却同样给人留下肉体和精神的创伤。少数警察私下也许会嘀咕，“我以后出手轻点就行了。”

　　如果没有对审讯行为进行监督，不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让警方举证），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更多的权利（如沉默权），刑讯逼供仅靠法律和内部制度约束是很难奏效的。因为，警察说自己没有刑讯逼供太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