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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改革是要启蒙的，知识分子们一直这么说，从“五四”说到今天，老百姓也就深信不疑了。但是中国改革二十多年，一个最具讽刺的现象是：启蒙者成堆的地方却是改革的死角，如果以改革进度来衡量，这些死角可能比有待启蒙的农村地区还要腐朽。

　　比如作协，为不少严肃作家所不齿；比如高校，内里积累的弊端与知识分子的集中程度成正比，大大损害启蒙者的集体形象。

　　根据某机构最近的一个统计：中国的民主意识，知识分子最差，比工人、农民还要低，这就是启蒙者所在的体制长期淤塞的恶果。

　　现在终于要改了，今天你是教授，明天就可以不是——以聘代评，一刀切在了知识分子最敏感的部位。力度不可谓不大，用意不可谓不善：彻底结束评定职称的弊端，端掉铁饭碗，能进能出，能上能下。

　　但是另有一点疑虑，则始终难以打消：聘任权操于谁手？会不会因此而导致行政权公然干预？

　　那个“职称评定”，说穿了，就是让知识分子评知识分子，里面腐败丛生，弊不止一。但从制度上说，却有一利：尚不是官员评知识分子，学术评估体系还稍有独立。一个副教授得罪了院长、书记，也看不惯本单位知识分子，只要他确有过硬的学术成果，就能突破行政权力的限制，把其成果拿到校外社会化的职称评定委员会去评定，一旦通过，他就能争回这口气。院长、书记在其他方面还可以继续给他穿小鞋，但是对他的教授职称以及随之而来的工资待遇，却只能承认，无可奈何。

　　我是赞成改革的，而且赞成以聘代评。但是这一改革的前提是教授治校，学术独立，这才能保证即使在校内“聘”，也未必比校外“评”差，胜者公正，输者服气，同时避免了铁饭碗，带来了人才流动。

　　但在今天内地高教界，行政权力并没有退出学术评估体系，校长的招呼、院长的脸色，比在场的那些教授专家的意见更起作用。要改革的正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在这种情况下，说一声以聘代评，就在全市推开，而且很快就会被其他省市仿效，其后果很可能是当改者不改，不该革者革之，行政权对学术独立进一步扩张，高校内部官本位又一轮恶性膨胀。

　　三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如果有其成功一面，我无甚高论，无非“松绑”二字。松什么绑？松行政权之绑。行政权在哪里松绑，哪里的事业就发达，就兴旺。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并不神秘，与安徽小岗村一样，既会有伯乐相马的好村长，也会有薄妇刁民，当街恶骂。关键是行政权松绑，培育独立的学术评估制度，即使没有伯乐介入，也有制度保证千里马不会被埋没。如此积累一代两代人的时间，高校才会恢复高校的尊严，才能出大师。

　　要改革，就应该向着松绑的方向走，“党”要管“党”，“长”要管“长”，书记管党员，校长管院长；而在其他方面则大大方方，给教授们松绑，组建行政官员不在其中的聘任委员会。如果一个官员“双肩挑”，那就让他卸下一挑；学术有自信，就放弃官职；仕途有前景，则离开聘任委员会。恰如基辛格欲任哈佛教授，校方第一要求就是请他辞去白宫职务。这是学术的起码尊严，已经够可怜了，不能再摧残。

　　学术尊严不关政治方向，无权有威，却正是高校之所以为高校的命脉所在。万不能在这个关节点向着行政权扩张的方向走，让行政权吞噬所剩无几的那一点“其他方面”。后者就不是改革了，即使勉强称之为改革，那也是把“猫”说成个“咪”，如此正名，“猫腻”就来了。

　　改革应该是兴利除弊，不能除一“弊”而兴一“弊”，甚至兴出一个更大的“弊”来。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原载2003年10月7日中国《新闻周刊》，本报有删节，标题作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