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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狂热到平静，从单纯的追捧变成理性的审视，国际大专辩论赛走过十年，已物是人非。

　　尽管不断地改变赛制，仍无法挽救日复平淡的局面，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仍然是十年前姜丰、蒋昌健的风发意气，除了大学之间的较劲以外，辩论赛还能带给我们什么？

　　本刊记者/言咏

　　9月26日，中央电视台第8演播室，2003年国际大专辩论会降下帷幕。

　　当大赛主席沈冰宣布中山大学以1分的优势险胜台湾世新大学时，全场掌声雷动。中大4位辩论队员整齐地站起来，满面含春，向场内观众深深俯首。他们那年轻灿烂的笑容，似曾相识。

　　时光倒流。1993年，姜丰等4位复旦学子远赴狮城参加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并一举夺冠。他们从新加坡凯旋后，国内掀起了一股辩论赛热潮：《狮城舌战》一度成为大学生中几乎人手一本的畅销书；姜丰、蒋昌建等辩手也曾经是年轻人心中的偶像。

　　“1993年的轰动是不正常的”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1993年国际大专辩论会最佳辩手、复旦大学四辩蒋昌建，以顾城的诗结束他的总结陈词时，博得满堂喝彩。如今的蒋昌建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在今年的大专辩论赛上，他以往届最佳辩手的身份担任提问嘉宾，向场上队员提问。

　　回想当年自己和队友在全国引起的轰动，蒋昌建坦言“那完全是时机的问题”，因为那是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央视也是首次转播，所以观众记忆深刻。

　　1993年，是国际大专辩论赛的第一届，也是巅峰时期，复旦大学与台湾大学的最后一场对决被奉若“经典”。决赛辩题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金庸坐镇评委，复旦大学以反方力主“人性本恶”。很多人至今都还记得“二辩”季翔的一段有关《天龙八部》中“恶贯满盈、十恶不赦、罪大恶极、穷凶极恶”四大恶人的极其巧妙的论辩如何引来满堂彩声。

　　“其实，1993年那种轰动性的关心是不正常的，它把辩论赛这种原本普通的社团活动推向了一个极端。”

　　在蒋昌建看来，现在这种状况才是正常的。十年的时间让观众从狂热变成冷静，从单纯的追捧变成理性的审视。

　　当年复旦这支冠军队成员中，有一位“有点胖，没有现在这么漂亮，但是非常可爱，在台下特别文静，话也不多”的女孩，一心想当节目主持人,最终因为这一场出色的辩论赛如愿以偿，成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她就是姜丰。辩论赛某种程度上她与同伴们一起成为了公众人物，但是，像姜丰那样被辩论直接改变生活轨迹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时候，辩论给参预者们带来的，仅仅是一种体验和经历。

　　“杜绝选手有‘背’而来”

　　国际大专辩论会每隔两年由新加坡和中国大陆轮流主办。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新加坡至今还保留“三位辩手依次陈词—自由辩论—结辩”这样的93模式，但大陆的赛制却不断翻新。今年的比赛规则据说作了“重大改革”：双方只有开场立论和结辩两次各三分钟的陈词机会，中间则新增了盘问、驳论、对辩、嘉宾提问等要求选手即兴发挥的环节。

　　本届大专辩论赛制的改革，是主办方最为得意的一点，其目的在于杜绝选手有“背”而来。那种辩手们把稿子背得滚瓜烂熟，听起来像表演诗朗诵的辩论方式，1997年被发展到极至，也让辩论赛进入一个观众漠视的低谷。

　　“今天我们已不会再欣赏那种所谓的辩论，它更多的是‘论’，是‘演’，而不是‘辩’，但这一届给人的感觉好多了，”大赛主席沈冰对当年的“表演”也深有体会，“在现场里，我有时会想，如果我此刻坐在辩手席上，可能会比1997年新加坡时更紧张，因为很多东西没法事先准备了。”

　　“从现场的效果看，这个目的是达到了。”本届大赛评委之一，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评价说。

　　“本来是智慧的游戏，却玩得很沉重”

　　本届大专辩论会仍沿袭往届做法，把华裔队伍和非华裔队伍分编两组，华裔队为A组，非华裔队为B组。在现场可以明显地感觉到：A、B两组的比赛氛围完全不同。

　　B组队员显得比较放松，比较本色，经常不按常理出牌，但正是这意料之外的几笔，令比赛增色不少。而A组队员则比较拘谨，整个比赛过程都是严格按照他们对传统辩论的理解，有章有法地进行。代表中国大陆的中山大学队在A组里显得尤其四平八稳，不越雷池一步。

　　“这是因为大陆的学校把胜负看得太重，辩手们在压力之下不求出彩但求无错”，赵林说。赵林曾经带领2000年全国大专辩论会冠军队武汉大学辩论队，去新加坡参加2001年的国际大专辩论会，深知其中的压力，“中大这回侥幸赢了，回去之后他们是英雄。但如果这一分加给了对方，中大就前功尽弃。学生的压力是很大的，尤其是决赛之前，痛苦的感觉很难用言语描述。”

　　不少评委都认为，学校的功利心也导致了训练辩论队员时的短视。原来训练辩论队员的目的是培养其逻辑能力、思辩能力等综合素质，但现在却似乎变成为了赢得比赛，甚至为了博得观众的喝彩而辩，感觉像是另一种应试教育，只不过这场考试是辩论赛。

　　对于新赛制，国外队或者港澳台队，比大陆队更能适应。因为这种赛制和他们平时的训练习惯比较接近，而我们则习惯于事先精心雕琢，最后雕琢得棱角都没了。赵林说，“这是一种很坏的模式，把一个本来轻松沈冰

　　辩论给人的影响是内在的

　　“辩论赛带给我们的是机遇和梦想”，主持人沈冰在决赛开场白里这样说。1997年，在新加坡求学的沈冰代表南洋理工大学参加国际大专辩论赛，那是她第一次在电视上亮相。2003年，沈冰再次坐在辩论赛现场，不过这次她的角色是大赛主席。

　　新闻周刊：1997年那次辩论会，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沈冰：那是我第一次在电视上亮相，很珍贵的一次经历。最直接的影响是：辩论赛后新加坡一家电视机构请我去主持了一档叫《灵机一动》的节目，介绍新加坡当地人的一些发明创造。我主要负责串词。这让我第一次有机会在电视上展现自己。不过我最终走上主持人之路，还是因为参加了央视的主持人大赛。

　　新闻周刊：是辩论会给了你信心去参加主持人大赛？

　　沈冰：辩论会的确是第一个契机。参加辩论会对一个人来讲是一种很好的经历，尤其是赛前的准备。像姜丰那样被辩论直接改变生活轨迹的可能是少数，更多的时候，辩论给人的影响是内在的，是暗含的。它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人的自信，可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了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

　　新闻周刊：从旁观，到参与，再到主持，你以一种很特殊的方式感受着辩论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沈冰：我十分荣幸能经历这样一种角色转化。以前观看的时候，我非常欣赏辩论会这样一个让大学生充分展示自己的舞台，也十分佩服蒋昌建他们的才识和风度。到我自己参与的时候，我是挺偷着乐的。我1995年保送浙大，没呆多久就去了新加坡。如果一直留在浙大，可能就没机会参加辩论赛了。新加坡只有两所学校轮流参加，1997年恰好轮到南洋理工。我觉得非常幸运，整个准备过程中都在享受这种欣喜，不过，比赛时还是有点紧张的。

　　新闻周刊：那今年担任大赛主席呢？

　　沈冰：这次因为要做主席，我把这几年的音像资料重看了一遍。1995年和1997年两届很明显给人感觉“背的痕迹太重”。辩手们语调都非常抑扬顿挫，气势非常宏大，但听起来言之无物。

　　今天我们已不会再欣赏这种所谓的辩论，这一届给人的感觉好多了。我个人感觉，辩论赛这一路走来，从一开始的蓬勃，到1997年时的低谷，再到现在，又重新回到“辩”与“论”相辅相成的本色。这十年来，辩论不是老了，而是在成长。-

　　国际大专辩论会

　　国际大专辩论会的前身是1986年新加坡广播局首创的一种电视游戏模式：亚洲大专辩论会。每两年举办一次。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分别应邀参加了首届和第二届“亚洲大专辩论会”，均获冠军。

　　1993年起，新加坡电视机构和中央电视台合作举办辩论会，并改名为国际大专辩论会。每隔两年在新加坡和中国大陆轮流举行。1998年以前中国大陆的代表队由教育部指定，1999年开始则改为从“全国大专辩论会”中选拔，冠军队代表大陆参加次年的国际大专辩论会。

　　从1993年到2003年，代表中国大陆参加辩论会的大学依次是：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