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贵州迅速作出全方位反应,上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活剧。

　　首先,贵州肩负起了“大后方”的神圣使命。

　　卢沟桥事变后,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敌占区大量工厂、学校、政府机构撤迁到贵州,昔日山隔水阻的西南一隅成为中国最理想的大后方。桐梓县大娄山深处的国民政府第41兵工厂,为抗战期间的中国军队生产了几乎全部的轻型武器及弹药。浙江大学西迁黔北湄潭县坚持办学7年,培养出李政道、苏步青、谈家桢等一批重量级科学家。贵州人民修路架桥连通滇缅公路,保证了大批援华物资在国际通道贵州段的畅通;修筑清镇、黄平、安顺、独山等机场,使中国及盟军无数架次的战鹰从贵州起航歼敌。贵州充满爱心地救护过战区中转过来的不少伤兵、儿童,救助流亡到贵州的穷苦大学生,同时也是大量难民的主要集散地。为保证战时粮食供应,贵州仅1941年至1945年就纳粮1200多万市石;8年间惊人地提供兵额64万人,全省平均每百人就有6人应征走上抗日战场,这还没包括战前就有的数万黔籍官兵。

　　其次,本土救亡运动如火如荼。

　　抗战期间,贵州的各类救亡团体遍布城乡,活动异常活跃,包括当局领导的贵州省抗敌后援会等,均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其中,中共贵州省工委领导或影响下的贵州学联、烛光音乐社、沙驼业余话剧社等,活动影响最为显著。他们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等几十出爱国剧目,常常使观众动情落泪;他们日复一日演唱的《义勇军进行曲》等爱国歌曲,在城镇中几乎人皆能唱。抗战一周年纪念日,烛光音乐社举办千人大合唱,在悲亢的旋律中,滂沱的热泪分不清是台上的还是台下的。一些群众通过看演出,也自编山歌组织宣传,如:“太阳出来红彤彤,好男好女要冲锋,同心合力上前线,不怕鬼子几多凶。”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贵阳,全城陷入节日般的欢腾之中;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全省各爱国团体掀起声讨高潮,发起“铸像除奸运动”。各种形式的宣传鼓动,极大地动员和汇聚起了民气,各界群众踊跃捐献,义卖义演,组织战地服务,慰劳前线将士。全省城乡妇女在短时间内为前线制作了万双布鞋,贵州少年儿童捐款为中国空军购买滑翔机,被国民政府命名为“贵州儿童号”……一切正如当时媒体对贵州的评论:“全力支持抗战,不分男女老幼”!

　　再次,贵州儿女血洒疆场。

　　102师、103师、121师、140师、82师、85师、新8师、新11师、新28师、新55师等,这些由原黔军改编或由黔籍官兵为主组成的中国军队,曾在正面战场上与日军作战,打过不少硬仗恶仗。柏辉章任师长的102师,从卢沟桥事变后第三个月就东进上海,参加淞沪战役,他们在苏州河北岸与日军展开殊死战斗,按作战计划固守防线未退却一步。近6000名贵州官兵战死江南大地,又有2000名贵州壮丁补入,以后亦随战随补。参加徐州保卫战,重创日军土肥原贤二精锐部队;参加武汉保卫战和前后四次长沙保卫战,全师曾在长沙防地上与敌精锐坂垣师团激战21个昼夜,最后,全师官兵仅存500余人。曾经矗立在贵阳大南门外的“国民革命军第102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就是为追悼102师历次战役为国捐躯的将士而建的。

　　1944年夏秋间,中国远征军对盘踞在滇缅公路松山一带的日军发起松山之役。何绍周任军长的第八军多为贵州籍将士,在宋希濂集团军久攻不下的时候,第八军全线接任主攻,这是贵州籍将士在八年抗战期间打得最艰苦也是战果最辉煌的战役。经过飞机大炮的较量,经过整营整团的反复肉搏,第八军终于攻克日本国号称固若金汤的松山防线,全歼守敌五十六旅团,打通了盟军援华的国际交通线,使中国整个正面战场出现了新的生机。

　　除上述几点,作为大后方,贵州也直接遭遇过日寇的暴行。1944年11月下旬,日寇在发动豫湘桂战役后派步兵第104联队侵入贵州,企图直捣中国战时陪都重庆。黔南数县相继沦陷,独山县城在大火中成了一片废墟,有上万人遇害,这是贵州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劫难。在独山的黑石关、荔波的黎明关等处,中国军队对犯敌有过顽强的阻击,而黔南各地自行组织的农民武装力量,更是到处设伏,给敌寇以沉重打击。1944年12月3日凌晨,当日军挣扎着来到独山城北10公里处的深河桥时,终于感到再也没有办法深入一步了,遂狼狈撤退。

　　八年抗战,日军侵华路线的起点,是宛平城外的卢沟桥,而终点就是贵州独山城的深河桥,这便是“北起卢沟桥,南至深河桥”的日军全面侵华路线。这个终点,并非侵略者自愿划定。为了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贵州各族人民甘洒热血,甘愿献出生命,这是侵略者最终无法攻破的长城。

　　壮哉,抗战大后方!壮哉,贵州好儿女!

　　作者：刘苗鑫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