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屁股”问题曾经是中国革命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据粟裕大将回忆，他本人曾经在井冈山时期亲耳聆听毛泽东阐述“屁股”问题：毛泽东把革命根据地比喻为人的屁股，强调人没有屁股就不能坐下来，只能到处跑，干革命没有根据地就好像人没有屁股，只能成为流寇而无法发展壮大自己、夺取政权。可见，革命时期解决不了“屁股”问题，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又曾经把重工业、钢铁工业比喻为屁股，以此强调其在整个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作用。的确，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解决不好“屁股”问题，现代化建设也是有问题的。

　　到了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又出现了一个“屁股”问题，只是和过去不一样了。

　　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随着人们观念不断更新，改革措施逐步推进，尽管我们搞的是渐进改革，但改革确实在迅速推进。自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不仅在观念上越来越清晰，在实践中也渐渐建立起来了。到现在，改革只剩下了一些最硬的骨头，只还有少数特别重要的目标还没有完全达到，比如国有企业建立规范的现代公司制度、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比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等等，离当初定下的目标仍有很大距离。然而，当我们进入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的时候，人们并不是对改革的必要性缺乏认识，相反，已经相当普遍地认识到了；对怎样进行改革的问题也非一片茫然，可改革就是很难进一步深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遇到了“屁股”问题！那就是，如果要深入改革，就必须触及地方、部门紧密相关的利益，而主导改革的许多官员，他们的“屁股”就坐在那里，改革就是要影响他们自己的利益，于是，屁股指挥了脑袋，他们的屁股成了深入改革的障碍！这就是中国改革中的“屁股”问题！

　　据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的研究，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推动了社会转型，形成了一些新的社会力量，到90年代，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开始逐步定型下来。这些新的社会力量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个所谓“强势群体”，他们主要由一些官员和有经济实力的人士组成，简而言之，就是那些“有权有钱”的人。这个强势群体逐渐开始对体制改革的过程施加重要的影响：如果说80年代几乎各社会群体还都拥护改革的话，那么，90年代以来，改革更多反映了这个强势群体的主张。孙立平指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项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以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于是，在极端情况下，改革措施成了一种腐败的手段，而经济增长越来越是少数人的事情，如果有一个较快的增长，社会的大多数人也不能从中受益，如果没有一个较快的增长，社会的大多数人则要从中受害。指望这样的强势群体主导很大程度上不利于他们自己的改革，从而卸去他们自己沉重的屁股，肯定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那些屁股成天坐在那很有营养的椅子上，已经养得很肥了，哪里搬得动？

　　有人说，十六届三中全会就要开了，这个“屁股”问题非解决不可了。当然，我们完全有理由充满希望地期待着。

　　笔者这里提几点建议：第一，必须由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立法机构来主导——改革的措施必须成为法律，通过制定一系列法律来推进所有的改革，并在立法机构以及社会各方面的监督下，通过行政部门严格执法来解决改革问题。当改革触及到很多人的利益、要深刻地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必须具有可靠的合法性基础，只有用法律手段来解决才具有根本性、长期性、全局性的意义。

　　第二，领导和参与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有关方面人士，一定要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真正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他们的全部工作。社会各方面人士也应当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思想武器来监督他们的工作，来衡量他们工作的得失成败。

　　第三，经验证明，那些掌握着地方、部门相关的利益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应当经常从那些地方和部门轮换出来，使他们能够割断与那些利益的直接联系，从而成为推进改革的积极力量。有人说，一些领导同志一旦从某些领导岗位上退到人大、政协工作，就会变成改革的积极支持和推动者，因为他们的“屁股”挪出来了。——毕竟与革命时代不一样了，改革需要我们卸下“屁股”，没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我们就可以为了人民的利益跑起来了！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