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杰

　　国庆期间成都“好又多”超市公示10名惯偷照片的行为，在时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指责反对者有之，支持赞成者有之。其中，郭之纯先生另辟蹊径，跳出此事评此事，对时评人的观点进行评析，试图从深层寻找时评者的观点为何与市民观点有巨大反差的原因，从而间接表达了对此举的支持态度。郭先生认为，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差，原因在于两点：一是时评人“没有做到实事求是”，二是“有些太过矫情”，少了和普通大众的“声气相通”。（10月6日东北新闻网金虎时评）

　　郭先生认为，反对“曝光惯偷”者的理由都是些“人尽皆知的道理”，“成都市民也一定是懂的”，时评作者们反对和指责此举，“实际是一种矫情，是某些时评作者以智者、仁者、布道者、法律的解释者……等自居的表示，也是时评家背离普通人的朴素感情的表示。”

　　且不说时评家们有没有（哪怕是某些）“以智者、仁者、布道者、法律的解释者……等自居”，单说时评家要不要跟“普通人的朴素感情”保持一致就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问题。所谓“普通人的朴素感情”，依我的理解是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长期影响其社会成员，而在社会成员内心日积月累、自发形成的对外部世界的态度、观点和看法。这些“朴素感情”有些已被历史证明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许多内容是落后、不文明的。如，“杀人偿命”、“杀人不过头点地”、“大义灭亲”等“朴素感情”，就与现代法治文明格格不入。按照现代法治的要求，杀人者未必偿命，对作恶多端的人也不能随意杀害、擅自处罚。事实上，这些“朴素感情”的最大缺陷恰恰在于法治传统不足，法制意识淡薄，这正是我国法治建设进程的最大民间（环境）障碍。因此，基于“普通人的朴素感情”实际存在众多缺陷和不足，时评家在评论时事时“背离普通人的朴素感情”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应该的。

　　郭先生认为时评家“没有实事求是”，他所依据的是，由于曝光惯偷照片，“超市的秩序有了很大改善，盗窃行为也明显减少”的事实。其实，郭先生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有用即真理”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泥沼。如果单纯追求最终效果，而不考虑执法手段的话，那么越野蛮残酷的法律也就越具威慑力。笔者也曾在百姓中多次听到“抓住就杀”的理论。依普通人的朴素感情，对这些惯偷最好抓住就杀，或者不分青红皂白，抓住就关进监狱，那比曝光照片更有效。然而，时代的要求却与百姓这种朴素的实用主义思想相距甚远，现代法治不仅要求执法活动要符合实体法要求，更要符合程序法要求，而且程序还被认为是现代法治的基石。从国际上看，消除死刑，消除残忍、不人道的待遇和处罚，在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上严格维护人权，一直是各国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至于“悬挂惯偷照片的方式，看起来或许‘野蛮’，但这正是执法机关不屈服于恶行，敢于挺直腰杆的表现”的论断，相信凡是崇尚法治的人都不会同意。执法机关如何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确实是一个现实课题。特别是如何在尊重基本人权的前提下，有效遏制违法犯罪，是一个法律难题，它往往使执法愿望与执法结果大相径庭，处于两难境地。那么，这应不应该成为我们采取“野蛮”手段执法的理由呢？显然不能。正如《北京青年报》的同题评论所指出的：在一个彰显法治的社会里，一切行为都应该于法有据。某些看上去理直气壮的事情，比如“打死小偷也不犯法”之类，细细追究起来，却并不符合法律的精神，这恰好说明，公众的法律意识有待加强。至于公安机关也加入到张贴小偷照片的行列里，那只能说明他们不仅胆子够大，对法律的认识也够粗浅。

　　其实，作为时评人，首要的素质就是要保持理智。从更深层次上看，“曝光惯偷”所引起的争论是我国当前社会整体法律意识水平的集中反映，它反映了理性和朴素感情的明显分野，是我国法治建设环境的缩影。从中笔者看到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长期性和艰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