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国强
解读诗歌是对文本可能性的一种放大。在诗坛寂寥的时候，人们常一本正经甚至不无忧虑地提起这样一个事实：“读诗的还没有写诗的人多。”就像有些不景气的商店，顾客还没有售货员多一样。其实，读诗并不能等同于快餐消费。一首好诗是需要反复品味的，难以一次性完成。诗歌阅读是对人的灵感、智慧、想像力和悟性的一种考量。写诗不是工匠操作，读诗也不是研究图纸。阅读诗歌重要的是将自己置身于诗性空间，浸泡在诗性话语之中，而不是生硬地肢解语词和意象。洪子诚先生主编的《在北大课堂读诗》一书，展示了学院派解读诗歌的态度和技术。他们把解读诗歌当作是一连串困惑提出和拼贴的过程，所谓阐释，其实只是自说自话的一种方式而已。读诗是一种自我观照，一种冥想，一种玄思。在阅读诗歌上达成一致，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荒唐的。
一些传统概念化的学术术语本来与诗歌自身是无关的，但是，这些东西又是批评者对“阅读的敌意”的一个交待。这些正是这些符号化描述支撑着圈子里的审美和小众的沙龙。诗歌的精英化是对大众化运动的一种反动，也是从边缘发起的一次反击。诗人的生存处境越是艰险，其选择也就越容易走向极端。诗歌是极具过程性的文本，阅读是对过程的享受，而过程往往是难以描述的，所有的结论都不过是一种自作聪明的定义而已。诗歌的内在意义原本是不需要阅读者煞费苦心地去揭示的。说白了东西，也就没了味道。现代诗歌对庸常的阅读有一种天生的敌意。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上，诗歌阅读难道不正是一种呼应吗？隐蔽的诗人不仅消除了姿态表现，放弃了功利选择，而且也失去了阅读期待，或者说，阅读在写作过程中就已经完成了，剩下的，就只是一种展示了。对诗歌的默契和意会稍纵即逝。“秒针移到十点钟，闹钟便邈然离支了”（张枣《边缘》）。诗歌的尺度不是通用的，诗歌语言也不是通用的语言。诗歌是一种异质的艺术，它注定是“不说人话”的，因为只有打破对日常经验的感知，才会有诗。
对于诗歌的专业眼光，我不禁要持怀疑态度。毕竟诗歌写作不是为了给批评者一个说法。解读是一种批评，也是一种感悟。上世纪90年代诗歌为诗歌对话提供了一个空旷的话语空间，人们在里面天马行空，自由呼吸，虽然极少碰撞的可能，但是，大家还是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诗人在冥想，我们怎么能够轻松？虽然猜破幻象，幻象依然是幻象，但是，我们还是要一直猜下去。词与词之间的距离是心灵的距离，也是精神的河流。顺流而下是一种愉悦，逆流而上是一种亢奋。阅读诗歌拒绝随遇而安。诗人从根本上说是无思路的，他们在语词的河流上漂着，在不可言说中言说。无言也是一种表达。上世纪90年代诗歌中有太多不可把握的东西，在一个不可把握的时代，一切都无须印证。诗人在写作中陷落，又在写作中升起。批评者在解读中站立，又在解读中倒下。不过这都没有什么，不值得大惊小怪，正如波德莱尔所说：“绊倒在诗人就像绊倒在鹅卵石上。”
将诗人“个人的经验”扩充为一种谈资，是一件残酷的事情。诗歌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忆，而且是精神的砥砺。消化一首诗歌，需要孤独和韧性。道可道非常道。北大课堂的解读者在分析诗歌修辞、咂摸诗歌意象上破费了一番功夫。学院派有高超的命名功夫，非常善于总结诗歌模式。其实，读诗未必是为了清晰。读王家新的《伦敦随笔》一诗，当读到“雾渐渐消散，桅杆升起”时，读者的心情也变得迷茫起来。这不是也很美妙吗？现在已经没有人因为读不懂一首诗而大伤脑筋，诗歌本来就不是一种表面化的表述，对诗歌文本的技术性分析过量就会造成一种过度的聪明。欧阳江河所说的那种“水洗过的语言”、“一种晒够了太阳的语言”昭示了一种经历，一种沧桑。解读者只能用自己的人生阅历来把握其中的意蕴，相比之下，对文本主旨的描述和应和则是一件次要的事情。从诗歌文本中找到一条环环相扣的“意义链条”不过是一种难以实现的企图而已。诗性的生长需要一片湿润的土壤。对诗的关怀离不开对语词的质地、语调、色泽和向度的研磨和品味。把隐藏在文本深处的东西呼唤出来，靠的是心性和机缘，唾星四溅注定是徒劳。诗人的记忆是无法复制的，作为“词语的梦想者”，诗人所创造的世界充满了忧伤和甜蜜。
《在北大课堂读诗》更像是一群训练有素的人聚在一起共同粉碎诗人肢解诗歌的阴谋。本来，读诗的人是应当对诗歌的秘密心照不宣的，可是北大的这帮子人却非要硬着头皮放纵舌头不可。固然，阅读的本质就是一种价值对话。但是，诗歌文本里有太多模糊，太多悖论，太多分裂，太多叠合，这不仅造成了阅读的阻力，也使得阐释成为一种从最初就开始了的错误。诗人在语词的锻造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这种技术性缺陷为批评者提供了说话的机会。作为文学硕士、博士，他们有足够的名词和概念来完成他们的叙述。阐释是一种倒置的、逆向的写作，他们的所有见解都是从诗歌成品开始的，他们已与诗歌的生成过程无缘。“过度阐释”是一种外溢，也是一种话语暴力。一旦批评溢出诗歌魔瓶，诗魂就会四处飘零。
“课堂讨论”中的诗学是即兴的?婊模苑⒌模庵峙赖某宥谴看獾模淮斜硌菪灾省Ｊ杞顺恍┍局市缘亩骼馐沟迷亩脸晌恢中牧槭录Ｔ谡飧鍪录敝校亩琳卟槐赜胄醋髡叽锍珊弦猓蠡帷⒊逋弧⒏艉沂俏薹ㄏ摹Ｊ说木窭Ь惩擦肿沤舛了娜恕＝舛琳咚淙徊荒芎晾宀凰匕盐帐四侵直弧靶腋5淖拥鄙渲械母芯酰牵堑男睦斫峁箍隙ǚ⑸讼嘤Φ谋浠Ｔ谑璧暮恿魃掀牛霸诖视锏牡河旌图ち骷浯┬小保窭栈叫蚜巳嗣窃缫崖槟镜母泄伲叭傻母枭贝┢粕桃敌胄牧椤Ｔ谡飧龀绨菟俣鹊氖贝柙亩廖抟墒且幻呕郝囊帐酢：樽映辖淌谟靡桓鲅诘氖奔浣舛?14首诗，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文学举动。“北大课堂”是一个精神符号，校园的诗歌氛围能够催动人们去运思，去表达心中的焦虑，去敲打每一个语词。正是由于保持了与世俗的距离，学子们才有胆量去否定，去削平，去颠覆，去摆脱内心的压迫，去讥讽“那带有道德气味的历史”。也正是由于“北大课堂”对现实的疏离性，他们才能够更加看得清“伪日常”的本质。于坚说，诗人已经从过去的“话语创造者”的身份，转变成“语言的守护者、维修工”。诗歌精神在北大课堂上得以修复是一件令文坛感动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