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天——那是在云南采风期间——林非对卞毓方说：“你那篇《张家界》写得很好，我一连读了好多遍；如果改动一个字，文章就会更好。”卞毓方赶紧请教：“改哪一个字呢？”林非说：“忘了，回去查了再告诉你。”

　　回京后，卞毓方找出《张家界》那篇文章。2000年11月，他去张家界，因为时间紧，只停留了半天，但他从第一眼起，就怦然心动，返京途中就写好了初稿。文章首句为：“张家界绝对有资格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假如有人把她的大美翻译成人类通用的语言。”通篇突兀峥嵘，奇警百出，被评者誉为“鬼斧神工，天机独运”。美，总是不缺少欣赏者，发表后，当年就被多家选刊收录，其中还包括广西教育出版社的《新语文读本》。事过三年，他又拿出来反复阅读、推敲。林非说，“改动一个字就更好”，林非是学问大家，这话决不是随便说的。而他呢，文章千锤百炼，能帮他在业已完满的基础上，再改动一个字，正是他求之不得的。

　　卞毓方琢磨了半天，也改动了几处，但都觉得不理想。他想打电话问林非，又觉得不礼貌，于是，改天，他特意登门拜访。林先生说：“我又看了两遍，灵感是突如其来的，当时未做记号，想不起来了。让我再考虑考虑……”

　　虽然空跑一趟，卞毓方仍很高兴。事后他对我说：“这趟并没有白跑，林先生一定会帮我继续改。文章是改不尽的，但总有一种改法，能使文章提升一步。”二

　　高信疆从台北来，受李敖之托，送给卞毓方一本新作。打开扉页，上面赫然题着：“毓方同志：……”高先生说，李敖目空今古，眼中无人，据他所知，如此恭敬地称对方为同志的，大概还是第一次。

　　我向卞先生借了那本书，越看越糊涂，李敖口无遮拦，下笔绘“声”绘“色”，光怪陆离，而卞先生呢，不烟不酒，不歌不舞，说句刻薄话，完全是老夫子一个，平常连见到“丰乳肥臀”、“大浴女”之类的标题都要脸红，更甭说拈花惹草、犬马声色了。如此性情迥异、风格背离的两位作家，怎么会是同志？我想李敖这么写，决不是作秀。再说，他作秀也作不到卞先生身上。带着这个疑问，再去读李敖其他的书。李敖立足台湾，文章愤世嫉俗，锋芒毕露，大有横扫天下、骂倒一切之概。而卞先生立足大陆，背负青史，他虽然也评毛泽东、陈独秀、蔡元培，也评胡适、马寅初、郭沫若，等等，但是劲气内敛，寓针砭于泱泱大度之中，一派绅士气象。真的，这样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位大作家，怎么会扯到一起？

　　有天，我得机会侧面问卞先生对李敖的看法，卞先生说：“李敖看似玩世不恭，实际上有大悲悯、大真诚在。”这句话提醒了我，因为山东孟宪杰先生曾问卞先生的写作态度，卞先生的回答就有“悲天悯人、白首红心”之说，哦，也许正是在“大悲悯、大真诚”这一点上，他俩的心是相通的。三

　　有幸在第一时间阅读卞先生的原稿，心情是十分快慰的。卞先生学识宏富，思维缜密，思想深邃，文采斐然，这都已有了公认；尤其是他的写作态度，季羡林老前辈称之为“惨淡经营”，下笔可谓呕心沥血，一丝不苟，在当今散文界，恐无出其右。我今天读的是《书房》，卞先生行文石破天惊，别开生面，你看这开头：“曾经有一日，我想把书房安置在天安门城楼。什么？你真狂妄！啊，不是狂妄，且听我解释，我看中的是这方位、这高度。你若想把文章写得中国，写得炎黄，写得堂堂阵阵、炳炳麟麟……好，那么就请随我，把写字台搬来这城楼一隅。”卞先生这篇妙文尚未发表，我不好过多引用，但我相信，仅这开头几句，就足以把读者吸引、震撼。

　　文章我一连读了若干遍，每遍都有欣喜，都有拍案惊奇。然而，读着读着，我居然在卞先生的文章中发现了一个别字。巴尔扎克的“扎”，卞先生写成了“札”，我知道这仅仅是音译，写成“札”，也无不可，但如今约定俗成，还是“扎”为标准。对于一般作者，他可以不讲究这个，卞先生历来严谨，他笔下不应有这个错。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当场查了辞海。没错，巴尔扎克就是巴尔扎克。

　　“先生……”我说。我想看他的红脸。

　　“是吗？”他走到书架前翻书，翻了一本，不放心，又去翻另一本，然后说，“你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错，不仅巴尔扎克，莫扎特的音译也一样。”本来，我是想看他的大红脸的，卞先生非但没有想像中的困窘，反而显得十分开心。他立刻给一位编辑打电话，告诉他刚刚寄出的稿件中，莫扎特的“扎”字写错了。他在电话中还特别声明，是一个女孩子帮他纠正的。

　　这下倒闹得我不好意思。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卞先生又从书橱里挑出一叠信，告诉我这都是帮他指出错误的。我接过来翻了翻，其中有韩石山的一页，韩先生准备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发表卞先生的《当岁月逐步合拢它是折扇》一文，韩先生起首是几句称赞，说已发某期头条云云，然后指出“毁家纾难”之“纾”，不是“纡”，末了来一句幽默：“嘻嘻，帮老北大学生改了一个错字，不亦悦乎！”又一封是南通郑抒先生的，给卞先生指出“华尔兹”的“兹”，没有水旁，不能写作“滋”，并说，“看来你不会跳舞”。还有百花出版社编辑鲍伯霞的校对稿，还有人民日报副刊的清样，等等。

　　卞先生说：“……一般的表扬信，都扔了；凡是帮我指出错误的，我都保留。韩石山那里，我还专门去电表示感谢。”

　　好一个感谢。卞先生的人品、学品，于此可见一斑。⑥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