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

　　看了电视剧《公安局长》，想到了一些相关的创作问题。

　　警匪片，在我们这里其实就是公安题材影视片，它在当今的兴盛，在影视剧整个创作中所占比重之大，收视率之高，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一般来说，此类影视作品，因其描绘犯罪过程的紧张，视觉形象的刺激，故事情节的悬疑，构成诱人的观赏性，娱乐性，消遣性，颇能迎合大众文化的审美趣味；但我们似乎很少深思，此类作品得以存在的深刻的社会心理因素和历史文化语境。比如，为什么在一个战争远去，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和平时期，在一个物质和金钱的欲望普遍膨胀的时期，犯罪活动并未减少，甚至因高智商性质和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不时出现，反而形成了一种有时不亚于战争的新战线，使得与之展开的斗争变得长期、复杂且艰巨，必须要有更为现代的思维和更高的精神价值来与之抗衡？这就引出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对警匪片的创作而言，是仅仅满足于罩上一个主旋律的外壳，一味地强化其消费性，刺激性呢，还是应该在思想精神和人物创造上提出更高的要求？当然未必以丧失其观赏性为代价。

　　我认为，这个问题直接牵扯到了正面人物的塑造问题。正面人物毕竟是“思想和倾向的代表”，是作品主导价值的体现者。主要的正面人物的真实和丰满程度，可信和感染力程度，往往对作品的精神维度和艺术力量起决定作用。然而，在我看来，目前困扰警匪片创作的最大难题恰恰就在正面人物塑造的薄弱，以至于不少作品看后常给人正不压邪之感。现在银幕上的反派人物大都活灵活现，一会儿嗜血成性，一会儿情意绵绵，一会儿杀人，心理空间好像大得很，而正面人物却呆板，脸谱化，放不开，缩手缩脚。有人说，正人君子历来就不好写，现在的英雄，好人，勇士就更不好写，不是假大空，就是苍白乏力。这话有一定道理。那么原因究竟何在，怎样去改变这种现状？《公安局长》中由濮存昕扮演的黎剑这个人物，似能为我们带来某些启示。

　　首先是立足点比较高，超出了就事论事的局囿。在一些影视中，公安局长往往被写成了刑警队长，破了一个又一个案件，好像一个武艺高强的英雄，但空洞，无思想，没有根。而黎剑不独是破案能手，事必躬亲，更重要的是，全社会装在他心中，能从稳定大局、安定团结的高度看问题，借用剧中一句台词便是：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从社会根源上找原因，分析问题。他总是以老百姓的利益为出发点，处处为平民百姓着想。比如探望老汪头一节，并不像有的影视片，只是为了感化知情人，挖材料，出于功利目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情感。他和妻子共同抢救马福贵的儿子顺子，既不因他是马福贵的儿子而嫌弃厌恶，也不故作姿态，做慈善秀，而是出于一种人道精神。这一笔就很能写出他的胸怀之善良、宽广。

　　我们看到，在有些影视中，公安局长又常被写成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先知先觉者模样，或只知召集会议，高谈阔论，或居高临下，拨开迷雾。黎剑不是这样。他在行动中思考，在思考中行动。他是带着坚忍不拔的毅力来干好他所说的三件大事的：一是侦破“8·26”盗枪大案，二是挖出背后的黑社会团伙，三是建设一个坚强过硬的干警班子。初到云都，他饱尝了陷入重围的困顿，以身作则，逐渐识人，才改变了被动状态。至于破案过程，写来如抽丝剥茧，悬念重重，紧张激烈，确实好看，但我觉得这类戏已成模式，更吸引我的还是黎剑这个人。在我的印象中，濮存昕似乎更适合于演小生戏，他天然地具有“小资情调”。但我不能不承认，在这个戏里，他令人信服地塑造了一个儒雅而智慧，内向而坚强的公安局长形象。他不是那么风风火火，而是城府深严，面对上下左右的夹击，不愠不火。他含蓄，练达，温文尔雅，并不锋芒毕露，却显示了一种内在的威慑之力。这倒更具领导者的素质。黎剑这个人物开拓了我们的视界，为公安题材影视剧增添了一个新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