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德琪先生发表《》（见9月23日《中国青年报》）一文，提出：“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正因为他们（富人们——引者注）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创造了更多的税收，所以，就不应该对他们再提出其他额外的要求。”刘效仁先生发表《》（10月9日《中国青年报》）一文，提出不同看法。

　　在刘文看来，“对于富人提出一些额外的要求，不仅合乎中国国情，而且能与世界接轨”。刘文还分析说，《中国税务》杂志不久前发布了2002年度中国纳税排行榜，其中《福布斯》2002年内地100名富豪中，只有4人及其企业进入私企纳税50强，可见，富人们的纳税问题不容乐观。还要看到，“不少中国民营富豪的暴富过程，很可能隐含着对客户、对员工、对国家和社会的极端剥夺。同样，对于环境污染的日益破坏，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能不敏感十分。”不过，在刘文看来，“是否回报社会，更多的是责任意识，是富人们的内省和自律，而不是社会其他人的额外要求。”

　　我以为，刘文这样探察问题，还不够到位，也不够深入。鉴于“富人”问题的敏感性，我不妨置喙谈点看法。我的观点很明确，就是要理直气壮地“对富人提出额外要求”，光靠“富人们的内省和自律”是远远不够的。

　　据报道，中央统战部经济局的领导在接受记者采访，谈到私营企业主“原罪”问题（即第一桶金的合法性问题）时，明确表态：“历史最好可以不提，如果要提，99%有问题。”《南风窗》记者表示：“在笔者的印象中，这是少有的‘官方’正式表态。”（参见赵义《》，《南风窗》2003年3月〈下〉）在我看来，单凭这一条，民众就有理由劝富人行善。当然，“原罪”问题的产生比较复杂，比如：人性的贪婪；在转型社会时期新旧体制交错，体制方面的弊端、漏洞，导致一些政府部门肆意进行“权力寻租”，而某些私营企业与之迎合，以获取在正常情况下难以得到的社会资源和收益等等。毋庸讳言，一些企业家对“原罪”问题的认识，并不够清醒。我注意到，2002年福布斯中国大陆100富豪排行榜第九名的复星高科技集团郭广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出事的民营企业所占比重并不高。国内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家都是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第一桶金，财富积累都是阳光的。（2003年9月22日《中国经营报》）有这样看法的富人恐怕不在少数。

　　不必讳言，象我这种一直在关注和探察意识形态问题的普通教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情有独钟。我认为，其剩余价值论，对于我们探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功效，并没有过时，可惜不少人在漠视甚或摈弃这样的理论。我知道，我国曾一度误解甚或仇视过“资本”，当然，这样的历史已经结束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功效愈来愈大，但这绝不意味着资本自身能够产生利润。随着招商引资与ＧＤＰ在“政绩”考核中的砝码加重，要谨防某些地方政府与官员陷入单纯为资本服务的误区。而作为民营企业家，把工人创造的部分利润以行善的方式报答社会，难道不应该吗？窃以为，这样的“常识”，才是“对富人提出额外要求”的最根本原因。郭广昌先生也认为，民营企业应该对这个社会有更多的回报，有更多的责任意识（2003年9月19日《中国青年报》），这是他的一种自觉，值得肯定。尚德琪先生却为之困惑：“我不知道郭所说的‘回报’和‘责任’是指什么，而且为什么要加一个‘更多的’。”（2003年9月23日《中国青年报》）这种“困惑”倒是令人困惑的。

　　如上所言，算是对刘文的一个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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