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浩渊

　　面对上级和下级

　　海玲在一家传统的美国大公司工作，由于她表现出色，被提拔为人力资源部门的经理。虽然升职、加薪、特别是自己的努力得到承认，让海玲很受鼓舞，但是，几个月以后，她发现在公司里，过去与自己相处轻松愉快的伙伴们，变得越来越客气，渐渐与她疏远。特别令海玲沮丧的是，她的好友吴娜，也借口“路太远”，不再和她一同去俱乐部参加健美操了。海玲觉得自己被孤立起来。

　　另一方面，海玲时时感到来自总经理和两位副总经理的压力，尤其是开部门经理会议的时候，在座的人，除了海玲，是清一色的男性白种人。有几次，轮到她谈工作，平时流利的英语都说不好了，真恼人。“我这是怎么了？”海玲脸上失去了往日的笑容，以至于总经理皮特有一天以为她的身体不舒服。海玲是心里不舒服，但是自己也搞不清楚是为了什么。

　　我想，海玲的感受，根源于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我们是家国天下的民族，几千年来，等级制度森严。在一个家庭之中，每个人，随着血缘关系中的位置，不断改变着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年纪越大，儿孙越多，位置也越高，受到越来越多的尊敬。同时，长辈也不得不检点自身的行为、表情，来适合自己的“身份”。在国家之中，皇帝是全体国民的家长，官吏是臣子，老百姓则是子民，上下级之间，具有很分明的“礼数”。在这样的文化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提倡平等。所有人在家庭和社会生活里，不得不经常地调整着自己的表现，以适应自身当时的位置。

　　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但是这种“文化基因”的影响很深远。例如，海玲的父亲很爱妻子、孩子，却从来不苟言笑，保持着一种特别的尊严。但是在爷爷面前，父亲总是毕恭毕敬。我自认为是最有平等意识的人，但是到了美国，发现自己和西方人的礼节观念差别很大。我们试验室的研究生和技术员，都直呼老教授的名字，我却一直到毕业还保持称呼他为艾施博士。在美国人的家庭里，不但兄弟姐妹互称姓名，对于叔叔、舅舅、姑姑、姨姨们，做晚辈的人，也一律喊他们的名字。

　　谈到整体文化，很难区分出优劣，但是“人，生来平等”这个概念实在太重要了。假如海玲在潜意识中，无论对她的上级，还是下级，都有人格平等的观念，她在所有人面前，就能恢复那个活泼、快乐的自己。把工作职责和个人关系分离开来，以做“事”的原则处理事物，我们的社会关系才能跟上市场经济的发展。生活在其中的个体，也能卸下包袱，活得轻松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