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红帽子”企业，需要费点笔墨作个交代。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全国不少地方一些经营意识比较灵活的人，为了突破政策上严格限制私营（个体）企业的发展，纷纷打政策的擦边球，寻找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挂靠在办事处的名义下，兴办所谓的“集体企业”——营业执照上标明的企业性质是集体，而实质上却是个体企业，完全由个人或者几个人出资，企业按年度向挂靠单位交纳一定的管理费。这就是“红帽子”企业的由来。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关于企业姓“公”还是姓“私”的问题迎刃而解，当年这些“地下私营企业”的老板想卸去“红妆”回复私营的本来面目时，麻烦便出来了。

　　10月8日《华西都市报》消息，肖安宁曾是德阳呼风唤雨的人物。7年前，因其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姓“公”还是姓“私”问题而获罪入狱，公司也被政府强制“接管”。7年来,肖为了追回该公司，与德阳市有关政府部门展开了漫长的官司之旅。四川省高院日前下达再审判决，撤销了一、二审认定肖安宁的公司系“集体企业”的判决。但是，公司到底姓“公”还是姓“私”的问题，似乎又回到了7年前的状态。

　　肖安宁的遭遇不过是“红帽子”企业业主的一个缩影。早在数年前，笔者就曾接待过河南某市六七位这样的业主的投诉。他们的企业因为是脱不掉“红帽子”，不仅给自己的经济上造成巨大损失，而且他们因为竭力保住自己含辛茹苦经营多年的企业不被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强占，不少人挨打不说，还蹲过监狱，罪名是“贪污”。虽然打了多年官司，由于地方法院听信行政部门，使这些企业的创始人无家可归，甚至连户口都上不了。街道办事处接手这些昔日红红火火的“红帽子”企业后，好的能够让企业维持下去，差的则使一个好端端的企业因经营不善而垮台。而垮台的。多半是街道办事处领导插手所致。笔者曾经用摄像机录下一些荒草杂声的空壳“红帽子”企业，和这些业主面对这一惨状的泪水。

　　“红帽子”企业的盖头为何如此难被掀开，还它们一个真实的面目？笔者结合听取业主们、国资局领导和一些办事处干部对“红帽子”企业的不同解释，认为有以下原因。

　　首先，司法阻力。“红帽子”企业的创始人不是不懂法，更不是没有通过法律渠道维权。但是，从区级法院、中级法院到省高院，官司没打完，往往他们已经被送进牢房，和当初街道办事处采取暴力手段强占他们的企业没有什么两样。尽管最高法院和有关部位出台过恢复“红帽子”企业的相关文件，但能够真正落实的法院又有几家？按出资方是公家还是个人认定，势必会推翻法院的判决，一些法院并不想轻易改变自己的判决，使得“红帽子”企业“认祖归宗”恢复本来的企业性质几近无望。

　　其次，行政阻力。“红帽子”企业之所以继续“红”下去，和一些基层领导的极力阻挠干系甚大。面对记者的采访，其态度也不大礼貌，并通过施压迫使放弃采访计划。这是因为，当初为保持“红帽子”企业的假集体性质，一些办事处领导不惜动用暴力强占企业，驱赶企业负责人出门。如果恢复“红帽子”企业的私有性质，难免会翻出许多陈年旧账，很可难毁了一些领导的“前程”，谁叫这些手段本身就是违法的呢？所以，不搬掉行政阻力这块石头，“红帽子”企业的假集体盖头就甭想掀掉。

　　再者，利益阻力。“红帽子”企业多数是效益较好的企业，每年可以为基层政府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如果恢复这些企业真实身份，那样一来，不是得由原投资人来经营吗？这样的话，除了依法纳税外，利润就不归基层政府支配，损失的是基层政府，甚至包括某些领导个人的利益。“红帽子”企业现在的头难剃，关键是个“利”字在挡道。

　　肖安宁们的企业何日能够回到他的手中，既是个产权认定的问题，更是个如何切实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敏感问题。回避、压制都于事无补，只有正视现实，哪怕忍点“痛”，也要尊重事实，还“红帽子”企业业主一个公道。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