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苏宁

　　“考研不再要单位开证明”，此决定一出，让不少正为证明犯愁的考研者如释重负，也让曾为证明而伤神、伤心的人觉得出了一口气。原因很简单：考研是自己的事情，与单位何干？出于相似的道理，10月起实施的新《婚姻登记条例》，也是一片叫好，更有愤愤不平者对以往自己所闻所见所亲身经历的“苦难”和折磨大加挞伐，从反面证明新条例的正确和合理。

　　结婚不要单位证明了，考研也不要单位证明了，好消息的接踵而至让人兴奋得都来不及喘息。更有人提出“宜将剩勇追穷寇”，尽快地将人事档案、社会保险等相关事项也从单位的管理体系里剥离出来。

　　但问题是取消这些证明的利好要落到实处，必须以个人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为前提，没有完备的个人信用体系，即使不要求开证明，单位还是要想出其他“绝招”来保证合同的履行，当事人的利益也就未必能得到落实和保障。

　　其实，类似“考研证明”的东西，在历史上也一直就有成例。在科举制度下，为了验证应试者的身份和了解其品行、履历、犯罪和纳税记录，所有的考生都要在家乡获得有效力的证明文书才能参加考试；参加会试者更要有在京官员的具结作保，才能进入考场。无论是科举考试还是高考、考研，除了看考试的分数外，主考者还要对考生过去的品行、经历有所了解，而且他们也有权利了解这些。既然如此，在个人的社会信用体系缺乏的情况下，就只能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信息，单位开证明就是办法之一，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单位的大红戳子本身就是信用和客观的保障，而个人自己开具的履历难免会王婆卖瓜。

　　可见，考研证明的本意是为了证实一些必要的信息，只不过一些单位在管理中将之异化成了要挟员工的筹码，才让人觉得尤其不满，必要废之而后快。但单位之所以异化这些证明，还是要归结到个人信用体系的缺乏上。不少单位都担心由于员工不辞而别，明明约定了违约责任，却由于找不到人而成为一纸空文。而违约者却不必背上任何包袱，换个地方照样“重新做人”。为此，人事档案、考研出国等就格外受到关注。

　　正是由于没有完善的个人信用体系，学校才需要通过单位证明来了解考研者；出于同样的理由，单位也不愿轻易放弃这些与员工博奕的筹码。如果个人信用还未能确立，如果个人损害自身信用的行为得不到有效追惩，即使取消了单位证明，学校还是要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应试者，而单位也还是会用其他办法限制员工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