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龄童驾警车”事件的处理看法院行政化

　　10月6日，《华商晨报》以《九龄童夜驾警车横冲直撞》为题，对沈阳市于洪区法院一名司机酒后让自己9岁的儿子驾警车进行了报道。出人意料的是，这篇报道竟然惊动四级法院，在最高法院的严重关注和直接过问下，沈阳市于洪区法院对此事件处理神速，于8日下午就向公众和新闻界通报了事件的处理结果。

　　从事件的处理过程看，四级法院“高度重视”、由最高法院开始逐级“批示”要求严查此事、并要求“上报结果”的做法，与法院的性质明显不符，暴露了我国法院系统上下级之间严重的行政化倾向。我们不妨简要回顾一下四级法院对事件“高度重视”的过程和方式：

　　首先，它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视，主管纪检监察的副院长亲自过问此事，新闻办一位副主任则直接打电话给辽宁省高级法院，要求省高法立即对事件进行查处，并将结果上报到最高院。然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马上作出批示：“迅速调查，严肃查处”。

　　接着，沈阳市中院遵照省高院院长批示，马上责成于洪区法院对此事件进行调查并拿出上述处理意见。

　　一级一级向下批示，一级一级向上汇报，俨然一个具有领导关系的行政系统。然而，谁都知道，在我国法院的上下级之间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这是宪法的规定，是一项宪法原则。从本质上讲，这种监督仅仅是对审判业务的监督，而且监督方式也仅限于审理上诉、申诉案件及审判业务指导，并不包括对法院日常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的监督检查。

　　因为，一方面司法独立要求法院不得依附于任何其他机关，包括它的上级法院，这是由法院行使司法权的性质决定的。法院是民选（间接选举）的机关，它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如果法院之间形成上下级的依附关系，那么作为保证社会公正最后程序的司法将难以实现公正。这一点即使在实行判例法的国家也不容置疑。另一方面，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只服从法律，而不能服从法律之外的任何机关或个人。

　　其实我国法院的行政化倾向由来已久，早已被专家和社会所诟病，法院自身也有察觉。法院行政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事件处理过程中的层层批示外，在审判案件中普遍存在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的请示汇报制度，这种请示汇报使法定的两审终审制流于形式，使上级法院法官先入为主，冤假错案得不到及时发现和纠正。在日常行政管理中，下级法院装备和服装均由上级法院统一配备，而在人事管理上，上级法院法官派往下级法院担任院长或其他重要职务，它除了颠倒了法官晋升程序、扼杀下级法院法官工作积极性外，更强化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实质控制。这种强烈的行政化倾向，不仅使下级法院依附于上级法院，同时也强烈依附于同级政府（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它使影响司法公正的各种权力干预畅通无阻地进入司法领域，许多法院因此常常做出与司法权“被动性”、“中立性”完全相悖的行为，进而形成司法权力地方化、法律职业大众化和司法审判商业化。包括法院行政化在内的“四化”已经成为影响法治统一、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的严重障碍，到了非进行改革不可的地步了。

　　总之，对沈阳“九龄童驾警车”事件的处理过程，是我国法院高度行政化的一个缩影。而法院行政化则严重背离司法权的性质，与宪法确定的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相违背，它是目前损害法院形象，影响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之一，也必然不同程度地影响依法治国的进程，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改革。

　　李克杰（山东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法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