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

　　美国的对内民主和对外霸道总体上是相辅相成的。国内民主制度给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行为提供了有力支持

　　美国思想家布鲁姆指出，美国民主同时又是一种多数人的专制，“最成功的专制不是那种用武力来保证一致性的暴政，而是让人们不知道还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

　　少数族裔在美国社会中的数量、所占比例和政治影响的增加，一方面对社会凝聚力和美国的白人文化传统形成了挑战，另一方面也加强了美国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增加了美国对外扩张和“人权干预”的动力

　　观察美国的人不难发现，这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表面上十分矛盾：前者倡导权力制衡，后者主张美国独霸；前者强调人人生而平等，后者否认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前者主张法律高于一切，后者经常无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前者摈弃政治斗争的暴力方式，后者动辄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前者禁止军队干预政治，后者允许国防部和军方在对外战略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此等等。其实，美国的对内民主和对外霸道总体上是相辅相成的。国内民主制度给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行为提供了有力支持，而它的某些霸权行为又给它的国内民主增添了越来越多的新内容。

　　对内民主服务于对外霸权

　　美国民主为霸权行为服务，首先表现在对外霸权行为可以通过民主制度获得其合法性。美国民主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权分立，在对外关系中主要是国会和行政当局的分权。但是，在当代特别是冷战后的美国外交中，鲜有国会否决行政当局重大外交决定的情况。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都是在国会某种认可后发动的，于是便取得了在美国政治中的合法性，或曰战争得到了国会的“授权”。

　　国会议员不是政府官员，因此在批评外国政府、指点外部事务中很少顾忌，基本不受外交口径的约束。国会通过许多外交方面的法案和议案，如损害中国主权的《与台湾关系法》，向外部世界施加美国行政当局难以施加的压力。美国国会议员参与外交活动，发挥了政府官员难以发挥的某些作用。这是美国民主可以支持其对外霸权的又一个方面。

　　美国通过各种类型的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国际事务的倾向和看法。为数众多、政治倾向各异的教育和研究机构、慈善基金会、思想库、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都对国际问题感兴趣，愿意参与对外关系。跨国公司和财团更在海外有巨大的利益。虽然美国内部的利益集团和政治派别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分歧明显，但总体上看战略目标一致，合力大于分力，分歧点仅在于达到战略目标的方式、手段和步骤。

　　对于美国普通公众和一般团体来说，由于对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和了解不多，信息来源局限于本国媒体和政府声明，加上美国媒体在全球信息传播中所处的垄断地位，多数人很容易做出支持美国外交政策的判断。即使在专业性很强、对外部世界了解相当深的思想库和大学里，对国际事务的判断标准也大同小异。例如，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之前，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一度高涨，但多项民意调查显示，支持发动这场战争的人数一直居多。即使在反战的人群中，也不会出现同情萨达姆·侯赛因的舆论。

　　这种在观察外部世界方面的舆论一致，使美国的霸权政策很容易被国内民主程序所认可。同国会议员一样，许多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前政要、外交智囊、军人、学者、教授、科学技术专家、商人、新闻媒体工作者以至普通公民，都会自觉地为本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辩护，从而加大了美国的外交活动范围。在美国同非西方国家的双边关系中，经常出现一个社会对付一个政府的局面，即在美国方面是政府、国会、媒体、民间团体、商界、学者多管齐下、软硬兼施，而对方是政府的单一渠道、同一种声音。这样，美国国内的多元化就可以成为施行霸权政策的一个工具和借口。

　　当代美国新保守派思想家布鲁姆指出，美国民主同时又是一种多数人的专制。他说：“最成功的专制不是那种用武力来保证一致性的暴政，而是让人们不知道还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不能想像别的道路也能走通，不了解天外有天。”我在不久前发表于本报的评论中曾经论证过美国意识形态的简单划一。美国人用这种单一的意识形态去衡量外部世界，即使充分发挥国内民主，也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不同政见。美国国内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民主舆论”，通过上个世纪的反法西斯战争、冷战和本世纪初的反恐战争，已经形成一种布鲁姆所称的“最成功的专制”。它给美国领导集团和政治精英授予了一把可怕而貌似正义的软刀子，让他们能够以表面上十分理性而实质上常常是非理性的方式，通过国内民主使国家的“软实力”在国内实现最大化，使美国在国际上形成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意志。

　　民主的扩大促进霸权思想的膨胀

　　历史上的美国民主，主要是美国白种男人之中的民主。早期美国政治家中的白人种族主义倾向盛行。当时美国的霸权行为是以种族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几十年前，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对人权的粗暴践踏，包括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的麦卡锡主义，使美国民主对外界的吸引力大打折扣。

　　上个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80年代和90年代大批新移民的涌入，都对美国民主的形态和政治凝聚力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事实上的种族歧视远远没有销声匿迹，但种族主义在美国政治中已经臭名昭著。族际平等、肤色平等、男女平等，成为社会必须遵守的“政治正确性”。

　　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在大批新移民进入美国的时代，一个缺乏共同文化、共同种族、共同宗教的“美利坚民族”的根基是什么？依靠什么来凝聚？显然，美国比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需要民主、自由、人权、多元化这些信念来支撑，美国的外交政策也需要更多地体现这些“美国理想”，因为外交毕竟是为国内政治服务的。

　　美国民主中的多元化趋势，已经明显地表现在对外关系中。从一定程度上说，是美国对古巴实行霸权政策，才带来了古巴难民外逃，古巴血统的美国人才可能急剧增加到现在的130多万。同时，这些美籍古巴人对佛罗里达等州的地方政治，对美国对古巴的政策，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强化了美国对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政府的敌视态度。在美国的外交系统、军队系统、情报系统和跨国公司中，少数族裔和非白人所占的比例大大高于他们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这些涉外系统雇用美籍亚洲人去担任同亚洲各国相联系的工作；用美籍拉美移民去加强同拉美各国的联系；用美籍伊朗人、美籍阿拉伯人去收集有关中东地区的情报，从事反恐斗争；在驻韩美军中利用有韩国血统的官兵同韩国人沟通……同时，美国政府很少担心这些少数族裔的美国人会被同他们有血缘关系的国家利用来对美国策反。这是美国外交在心理和手段上的重要优势。

　　在人才的使用上，美国能够不拘一格。出生在德国的犹太人基辛格，出生在波兰的布热津斯基，出生在捷克、成为美国有史以来官阶最高的女性的奥尔布赖特，父母来自牙买加、本人出生在纽约黑人区的鲍威尔，都是美国多元化在外交上的代表。对他们的重用，不仅为美国在国际上的霸权添砖加瓦，也有利于加强国内少数族裔的向心力。

　　少数族裔在美国社会中的数量、所占比例和政治影响的增加，一方面对社会凝聚力和美国的白人文化传统形成了挑战，另一方面也加强了美国对外部世界的关注。近几十年来进入美国的新移民，特别是其中的政治活跃分子，增加了美国对外扩张和“人权干预”的动力。在美国定居的外国人和新移民中的政治活跃分子，通常是原来国家内部的反对派，不少人以受本国迫害为由，想通过他们的“新祖国”去实现在故土没有条件实现的目标，力争在美国长期居住并发挥影响。出于种种原因，他们往往比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更加积极地要求美国加强对外干涉的力度。可以说，对外国内政的干涉符合这部分美国公民的“民主要求”。

　　反恐斗争与国内族际宗教矛盾

　　“9·11”事件和随后的反恐战争不仅加剧了美国同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世界的矛盾，也暴露了美国国内的族际矛盾和宗教矛盾，加剧了社会控制同公民权利的矛盾，激化了开放的移民政策同排外情绪的矛盾。缓和这些国内矛盾的方法之一，就是以反恐为旗帜，打击国际上的伊斯兰激进势力和“邪恶国家”，巩固美国的世界霸权。

　　在国际上反恐和在国内缓和社会矛盾的这种微妙关系，对美国领导集团来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国领导人对“9·11”的解释，是美国代表着自由、民主、人权、宽容的理想，因而遭到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及其支持者和同情者（“邪恶国家”）的嫉恨；后者代表的是专制，是偏狭和仇恨，是对人类尊严、自由和生命的藐视。把“9·11”视为对美国民主制度和理想的攻击，为美国人所普遍接受。在“9·11”当天发表的演说中，布什总统就说：“美国成为攻击目标，是因为我们是在世界上代表自由和机会的最明亮的灯塔。”在“9·11”之后两个月，布什在穆斯林斋月前夕发表讲话，向美国和全世界的穆斯林致以“热烈的问候”，称颂伊斯兰教“教导人们仁爱、怜悯与和平”，“它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宗教之一，现在美国已有几百万信众”，并宣扬美国正在通过人道主义援助，重建阿富汗。这些姿态，旨在表示美国的“兼容并包”和“仁慈”，企图把外部世界对美国霸权的不满和反抗，统统归入“反自由、反民主”的行列，从而加强国内凝聚力。

　　透视美国“对内立民主”与“对外行霸道”的相互关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美国霸权的国内政治基础，从而体会同美国霸权做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从另一个角度看，“美利坚帝国”的衰败，必然是从内部凝聚力下降开始。如果美国国内出现长期的政治失衡状态，右翼保守势力在内外政策中都一意孤行，那么民主受到的腐蚀终将导致帝国大厦的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