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

　　编者按　日前，在广州举行的亚洲大学校长论坛上，来自亚洲20多所大学的30多位校长就“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亚洲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合作问题”进行了研讨，其中“建设国际化大学”成为热门话题。

　　什么因素阻碍我们的大学走向世界？

　　公共资金投入不足，当然是一个重大因素。不过，最主要的障碍来自观念滞后，来自体制改革的迟缓。两者互相关联，而前者的变革又是推动后者加速的前提。就管见所及，有两大观念已经到了非澄清不可的时候了。

　　第一，大学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长期以来，我们的学校以培养“螺丝钉”为己任，大学的目标中则加上技术专家或专业学者。这样的标准，显然不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中，不但知识和信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流通，难以阻隔；而且学术内容早已没有国别；人才也成了世界性的资源，无论设置多少障碍，亦无法阻挡他们在国际间流动。

　　面对这样的局面，明智的选择是把我们的大学办成国际化的大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固然应该向国际看齐；教师和学生也应该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经常与国外大学交流与交换；更重要的是要敢于把国外大学经过实践证明的确先进的制度移植过来。

　　要把一切阻碍建设国际化大学的障碍铲除，关键在管理者须了解，未来一代中国人必须是方方面面都是自己望尘莫及的新人；必须构筑一个制度平台，让他们敢作敢为，自由吸收、探索和创造人类文明，才有可能适应充满变数的新世界乃至引领时代潮流。

　　第二，大学赖以生存的基本原则。

　　什么是大学？翻翻报章，教育官员或学校负责人喜欢引用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就职演说中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急于收罗人才之情溢于言表；比有些人以为盖好大楼，找来教师，购买一批图书、设备就是大学，认识上了一个台阶。不过，还很不全面，没有抓住关键。

　　除了教会大学，中国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是从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澄清办学思想和建立相应的制度后的产物。其中的奥秘是留学德国归来的蔡元培，把现代西方大学的基本理念和制度移植到北大，并迅速被全国各地的大学乃至中学所仿效。归纳起来大约有这么几点：1．学校独立，其内部事务不受外部干扰。2．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3．教学与研究并重，不但要传承知识、文化，还要创造知识、文化。鼓励创造性的研究，政府不能干预教师和学生的研究工作。4．以现代公民教育为大学教育的基础，掌握人类文明最基本的知识，养成自由、民主、法治习惯，为做人和治学奠立基础。

　　对中国人说来，特别应该记住普鲁士教育部长、柏林大学创办者洪堡在1810年说的一段话：“国家不应把大学看成是高等古典语文学校或高等专科学校。总的来说，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地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而已，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远非政府的近前部署所能预料的。”

　　蔡元培移植的就是这些基本原则和基本理念。这些也是大学所以为大学的真谛。只要了解大学不但要传承还要创造学术文化，只要承认“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就不能不坚持这些基本原则和相应的制度。

　　近年一些大学试探着进行这样那样的改革，应该欢迎；但不能忘记根本——只有学习一切先进的办学理念与基本制度，我们才会有真正的一流大学。25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经济领域的成就与困境都取决于制度上有没有与国际同步；大学与国际同步，也是文化学术大发展和杰出人才脱颖而出的必由之路。

　　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