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10-15

　　2003年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各地华人华侨在推动住在国与中国的友好交往与合作方面所起的作用，正在引起世人的关注。其中，近几年出现的新一代华人华侨，他们身上所呈现的与先辈不同的新特点，其实折射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新形象——

　　莫邦富居住在纽约唐人街或新加坡、日本横滨的中华街的华侨们，大都从数十年前就定居海外了。但是，现在有更多的新华侨在海外奋斗，并代表着中国人的新形象。这里所说的“新华侨”，就是指对那些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到海外去的华人们。他们所展示的一些与前辈不同的新特点，其实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侧影。在欧洲，东欧（尤其是匈牙利）与前苏联，是新华侨颇为活跃的地区，不久前出版的《拚着———在俄罗斯和东欧的新华侨》一书，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见了他们的新风采。

　　从打工赚钱到实业经营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中国的城市出生，现在再去外国发展的华人正逐年增加，其中大多有志于经营实业。近年在上海和北京等大城市，只是希望去西方打工的青年人呈减少趋势，而想到俄罗斯或捷克等东欧各国设立公司的人却越来越多。

　　我在俄罗斯人经营的位于莫斯科市内的一家旅馆，曾有一次有趣的经历。在一处专门留宿华人旅客的楼层，墙壁上悬挂着住宿费用价格表，其中与美元、卢布并列着人民币，俄罗斯老板对用卢布支付住宿费表现出明显的不满，但对用人民币支付却和用美元支付一样高兴得笑眯了眼睛。

　　我试探着询问用日元结账如何，回答说不如人民币受欢迎。日本人不大到俄罗斯来，所以大部分俄罗斯人没有见过日本纸币。在我到俄罗斯采访的时候，正好出现了外国纸币的伪钞，这大概也是他们不愿收面貌生疏的日元的原因吧。而由于这里华人与当地人交易广泛，使得人民币变得熟悉而受欢迎。

　　就这样，以十万华人和大量的中国产品为后盾，几年前在中国境外还无处可用的人民币，居然战胜经济大国日本的日元，在俄罗斯发挥着作用。这一现象在与越南、蒙古、哈萨克斯坦、朝鲜等国接壤的地带同样可以看到。将来，这一现象恐怕还要扩大范围。

　　从个人奋斗到依托祖国发展

　　为数众多的新华侨现在都在考虑长期的发展。有一家名为福龙实业公司的新华侨企业，一开始就制订了在前苏联建立蔬菜生产基地的战略经营方针。公司在里加设立了办事处，购入大量耕地，在政局比较稳定、西方游客常来观光的拉脱维亚首先建起蔬菜生产基地，积累经验。福龙实业公司的董事长白东先生热情洋溢地对我讲：“一旦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趋于稳定，在俄罗斯也要建立大规模蔬菜生产基地。”

　　在拉脱维亚和中国之间还没有通航等正式往来时，福龙实业公司就与拉脱维亚航空公司联手，包租了飞往北京的班机，并计划开通航线。在我采访的时候，白先生为试飞包租班机，正要前往北京。白先生在中国社会资源丰厚，像开通包租班机航线这类事，也只有得到国内强有力的支持才可能实现。正因为存在着这一类新华侨，才能够和拉脱维亚这样的国家演出大型的商贸戏剧。

　　莫斯科有一家名为“皖佳”的公司，董事长是退伍军人王建平先生。他的办公桌上放着当天早上发自中国的电传：“十万火急，请准备废钢铁5000吨”，这是来自安徽某企业的委托。

　　为开拓海外市场来到俄罗斯的王海安先生，在自己的公司迎接通信机械方面的大公司——北京华联电子的徐永祥董事长一行，进行在通讯设备和手段落后的莫斯科市内开设移动电话的通讯网络的洽谈。扮演这个项目“红娘”角色的就是新华侨王海安。我问下榻在红场附近的徐永祥董事长：“谈判顺利吗？”回答说，已经保证了移动电话的专用波段，下面将进一步磋商。“没有王先生，无论如何是走不到这一步的。”徐董事长对王海安的工作赞不绝口。

　　远东地区的周边已经集中了相当多的华人，今后还将增加其密度，出现华人生活的小天地——新的中国城。现在已经有华人在考虑以居住在远东地区的华人为对象开展娱乐方面的工作。目前他们正在搞中国流行的卡拉OK，其歌词全是中文，从一开始就把中国华侨作为生意对象。

　　由联合国牵头的横跨中国、俄罗斯、朝鲜三国的图们江经济特区开发计划也促使新华侨朝着远东地区集中。估计随着远东地区的市场开发而移居俄罗斯的人数也会与日俱增。不过，目标指向远东地区的主流暂时还是出身于中国东北地区的新华侨，而当浙江省的私营企业家或河北、河南、山东等省的人也涌到远东地区时，这里必将迎来一个迁居的高峰。

　　从喜欢扎堆到融入当地社会

　　捷克，对于向往欧洲的华人来说，是个迷人的国家。对于新华侨来说，这里将成为第二个类似于匈牙利的充满魅力的市场。匈牙利新华侨企业的千军万马正在进入捷克和斯洛伐克，而邻接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奥地利新华侨，在这一点上也不会甘心落在匈牙利新华侨之后。

　　在匈牙利获得了很大成功的新华侨企业，在经过几年时间的重新组合、吸收合并后，也许会出现分工合作的现象。但来到海外的人们，头脑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当董事长的欲望，这又决定了伴随着重新组合的吸收合并，将是一种相当痛苦的过程。

　　几年之后，或许在捷克的布达佩斯也会出现一座中国城，但我认为其规模不会太大。因为生活在欧洲的新华侨，其出身地多集中在中国的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多。他们容易融入侨居国的社会和文化，没有必要选择那种依靠华人间的团结互助而生活的模式。相反，由于他们习惯了欧洲式的生活方式，除了餐饮或过春节要体味一下中国气氛的时候去中国城之外，日常生活或工作肯定要脱离中国城。这是在纽约、旧金山等唐人街司空见惯的现象。

　　即使建起中国城，新华侨们也绝对不会把工作地点和生活场所都搬到那里去。这里有个例子可作参照：作为新华侨的先驱，已经取得相当大的成功的奥地利新华侨，尽管大多是曾经热心于建筑中国城的浙江人，却也没有着手中国城的建设，这雄辩地证明了新华侨们的新特点。

　　从文化传承到突破文化隔阂

　　在欧洲新华侨中，最早构筑起华人社会的无疑是奥地利新华侨。他们在当地站稳脚跟之后，已经过了十多年甚至二十来年，他们那种富裕的新华侨形象在奥地利人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家家都有难唱曲，奥地利新华侨也有苦恼，那就是他们事业后继无人的问题。

　　我所采访的二十多家中国餐馆的老板，无一例外都为这个问题挠头。“都一样”老板蒋东民先生发牢骚说：“16岁的儿子说什么‘接中国餐馆班这件事儿，就饶了我吧，将来我想到奥地利银行去工作’。好在18岁的女儿愿意接中国餐馆的班，总算可以放心了。可是五年、十年后怎么办？有时半夜里想起来就睡不着了。女儿要结婚，必须考虑女婿的问题。女儿干起活儿来，既没有玩的时间，也没有约会的时间。上哪儿去找愿意倒插门的女婿呢！”

　　“奥地利没有合适的男孩子吗？”我不觉冒出一句傻话。

　　蒋先生长叹一声：“刚到奥地利的时候，我们两口子太忙，没有精力照顾孩子的学习。所以女儿能说德语却不能写，差不多是个文盲吧，找奥地利男孩就比较难。再者，中国餐馆几乎全年没有节假日，营业时间也都是从上午10点到夜晚12点，而奥地利的男人一到下午5点自然要下班回家，所以即使能招个女婿，也不适合做中国餐馆的工作。”

　　除了继承人问题外，奥地利的新华侨社会倒也风平浪静。奥地利政府由于对外国工人采取宽大政策而成为众矢之的，年年责难之声不断，因而有关法律也越来越严格。好在这只是限制新来的外国工人，对已经深深扎根于奥地利的新华侨来说，大概不会有伤筋动骨之害了。

　　而奥地利的新华侨对于欧洲的华侨社会所起到的代言人的作用，今后也将越来越强。

　　对于德国的新华侨，则处在另一种境地中。尽管土耳其等为数众多的外国人已经居住在德国，但是同日本一样，德国也一口咬定不是多民族的国家。柏林墙是拆除了，但是还有一堵看不见的德国墙矗立在侨居德国的外国人面前。

　　此外，还有一种因素与日本一样，那就是德国的企业太强大。在欧洲第一、世界屈指可数的德国企业面前，无论老华侨还是新华侨，他们的商务都显得相对黯然。虽然部分新华侨已经开始在德国取得成功，但是全体新华侨要突破“德国墙”，还需要相当的时间。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