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海涛

　　本报记者　杜海涛

　　提高消费率，根本目的是改善人们的生活。这对于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言，不仅任务紧迫，而且大有文章可做。

　　消费率偏低拖缓小康进程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尽管全国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城乡居民总体上实现了小康，但是，生活质量还处于较低水平，总的消费支出中用于吃喝的比重偏高。据统计，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7．7％，刚刚越过小康标准的底线向富裕型迈进；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6．2％，基本上属于刚刚“入围”小康标准。

　　即使就吃而言，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也并不很高。比如，我国奶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奶牛单产和奶业总产值逐年提高，增幅达到12％，但直到2001年，我国人均消费牛奶仅为8公斤，与100公斤的世界平均水平相差甚远。

　　近两年，我国一部分居民消费结构出现升级，消费重点开始由衣、食、用等日常消费向以汽车、住房为代表的新型消费转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大部分城乡居民的住、行条件还有很大差距。据调查，到2002年，我国城市仍有1．5亿平方米危旧房屋需要改造、156万个家庭缺房、35万个家庭人均建筑面积在8平方米以下。当下，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小轿车开始进入家庭，但总体而言，我国私人小轿车的拥有量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在北京，平均每个家庭小汽车的拥有率大致在0．3辆左右；而在纽约、东京等城市，每个家庭小汽车的拥有量已达1．5—1．8辆。

　　更为突出的是，由于我国城镇化整体发展缓慢，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生活水平差异较大。据有关资料统计，2001年和2002年，农村人口分别为城镇人口的1．76倍和1．65倍，但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只分别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47．5％和32．8％；农村居民用于教育、旅游、文化、卫生保健等方面的消费比重远远低于大中城市。比如，就医药商品消费而言，2002年，我国30％的城市人口消费95％的医药商品，而70％的农村人口消费的医药商品仅占5％。

　　据统计，“八五”、“九五”期间，我国平均消费率分别为58．7％和59．4％，最近10年间只有59％多一些。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估算，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为78％—79％。其中美国、英国的消费率都在80％以上，印度、巴西等国也达80％。与之相比，我国消费率要低十几个百分点。

　　专家指出，消费率长期偏低，特别是在许多产品生产能力闲置、浪费的情况下消费率持续偏低，使大量的社会产品价值得不到实现，使投资形成的大量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并且影响企业经济效益。这非常不利于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利于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生产建设积极性。

　　加快结构调整　增加有效供给

　　差距是动力，也是潜力。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不仅受收入、观念、体制、环境等因素制约，还缘于供需失衡，想买的买不着、买不起，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增长。提高消费率，改善居民生活，除了要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加快推进各项改革、优化消费环境外，还要在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增加有效供给等方面多下功夫。

　　住房是人们在社会上安身立足的基本需求，然而过高的房价使得许多人望房兴叹，又造成各地商品房空置率居高不下。今年8月，位于北京西南三环的经济适用房项目“三环新城”放号。该项目基准价为每平方米3670元，吸引了众多中低收入的购房人提前5天来到售楼处通宵排队抢购，很快就售出8700多套。这说明，只要价格适中、设计合理，老百姓还是愿意掏腰包的。有关部门应加大市场调控力度，多建、快建普通百姓买得起、买得着的住房，并大力发展住房金融，帮助广大群众早日实现住房梦。

　　服务业是否发达，是衡量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国大多数城乡居民的日常支出仍主要集中在吃穿方面，用于旅行、通讯、健身、娱乐、理财、教育等发展型享受型消费相对较少，重要原因之一是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商品代购、家政代办、金融代理等中介网点稀少，种种不方便占据了居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且缺少合格的专业人员，服务质量差，抑制了居民的这部分消费需求。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增加就业、调整结构、提高消费率、改善人民生活的必由之路。

　　此外，农村消费有自己的特点，在城市畅销的商品，不一定适应农村市场。生产企业应该面向农村，生产科技含量适中、价格合适的家电产品，这样既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也不必因为过多闲置功能而给农村消费者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同时可以采用灵活多样的销售模式，建立县级以下的售后服务网点，为广大农民提供更多的生产和生活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