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锐

　　已经争论多年和探索已久的中国退税改革日前走向定局。10月13日，一份建立在大范围充分调研和经过专家反复论证基础之上的《国务院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正式出台，企业祈盼多年的退税阳光将要出现。

　　雪球越滚越大

　　作为一种国际惯例，出口退税是为了鼓励本国产品出口，使出口商品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避免因进口国征税造成出口商品双重税收负担，提高企业产品的出口竞争优势而采取的在产品出口时退还已缴纳税款的办法。

　　始于1985年的中国退税政策布局无疑赢得了出口企业的普遍击掌和外贸曲线的一路上扬，统计资料显示，仅去年我国出口额已从1999年的1949亿美元，增长到3256亿美元，年均增速为18.6％。随着我国出口退税规模不断扩大，国家安排的出口退税资金与出口退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着较大缺口，出口欠退税由此产生。来自商务部和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02年末，全国累计应退未退税额高达2477亿元，仅去年的新增出口退税欠款即创下750亿元的历史新纪录。可是到2003年国家财政所做的退税预算指标却只有1230亿元左右，只比去年多了30亿左右。这就意味着，在今年全年之内，不要说今年新出口货物的退税款毫无着落，即使是去年以前的历史旧账，还将继续遗留下770亿的缺口。今年1～8月中国一般贸易出口额达2657.9亿美元，按目前15.11％的平均出口退税率计算，将产生新的退税金额约3000亿元。而截止到6月底，国家税务总局累计分配下达出口退税指标为1072亿元；即使追加300亿元，下半年也只有517亿元可用额度，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欠退税的增加集中在东南沿海几个外贸大省。以浙江为例，从1999年至2002年的连续四年间，应退未退税额从47.25亿元一直上涨到2002年的408亿元，以超过100％的速度在增长。对于同是出口大户的广东来说，情况则更为严重。尽管近几年办理退税的速度已经明显加快，从2000年至2002年，每年分别办理退税为146.33亿元、182．52亿元、246亿元，分别以24.7％、35％的增幅加速退税，然而应退未退税却从2001年的360亿元直线上升到去年底的530亿元，上升速度达47%。而今年，广东出口退税指标紧缺状况加剧，新增出口退税缺口达200亿元。为缓解出口企业面临的资金困境，广东省政府准备将出口贴息政策的时限由现在的9个月延长到一年。

　　雪球到底是如何快速增大的？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得到的数据可以清楚看到：从1997年至2002年，退税指标的年均增长率是17.8%，而应退税额的年均增长率却是37.4％，两者相差了接近20个百分点！如此恶性循环的结果，导致一些企业甚至连2000年的退税都没能拿到，很多企业到2003年4、5月才刚刚开始领取2001年的退税款。

　　政府与企业的共同心病

　　在现代经济运行中，政府与市场始终在进行着不断的博弈，企业对政府的信赖主要靠其信用来维系。因此，发达的经济需要一个具有高度信用的政府，其中包括制定政策的政府必须首先遵守政策。依此逻辑，退税背后政府的信用就值得认真考量。

　　在英国，出口企业每个月可以申请一次退税，税务部门接到申请后必须在两个星期内办完退税，否则按照等同于税款滞纳金的标准来赔偿企业损失，支付给企业滞退金。问题很清楚：企业有按章纳税的责任，自然也有享受退税的权利；国家有按章收税的权利，自然也应该有及时退税的责任，责任不见了，信用还有吗？

　　“欠退税问题对国家信誉造成的伤害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司副司长丛明前不久在广州作学术报告时肯定地说。

　　仔细地分析以下就不难知道，由于退税问题导致企业对国家信用的疑惑还表现在更深层次上。

　　首先是到底每年的退税指标如何制定？据说这是根据对各省出口退税的预测来制定的。丛明透露，决策部门“有一套完整的方法来计算这个数字”，但由于“种种原因”，导致计算结果跟实际退税需求之间差距大得离谱。丛明坦言“差了20个百分点，还能叫做预测吗？即使拍脑袋都比这个准确。”

　　除此之外，退税率的频繁变化也带给企业不便。1994年，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此后几年，又多次对出口退税率、管理办法进行补充、修改、调整，前后不下一二十次。退税率频繁变化，使人不得不产生质疑。“频繁调整退税率对政府信用等制度层面的负面影响更大”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许健评价道。解决了出口欠退税问题，就是从根本上唤回和维护了政府的诚信。

　　不仅如此，面对着越滚越大欠退税雪球，完全靠退税实现利润的国内出口企业正陷入“几率化”的生存状态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严峻问题。在现金流受阻，企业自己无法掌控生意，无法根据市场环境做判断，无法做下一步运营计划，甚至对送上门的生意都无法评估风险的情况下，他们能否存活并发展壮大，似乎已经不多与企业经营、市场竞争相关，更多命系于退税机制。

　　在湖北武汉，一家以出口纺织产品为主的大型外贸公司，理所当然地被列入优先退税的出口大户。但截至去年底，仍被拖欠下4.6亿元退税款，给企业带来了巨大财务压力，企业已感觉“快扛不住了”！公司去年出口额是2.7亿，比前年增长30％以上，而今年却将出口目标大幅调降至2亿，预计比去年下滑近30％。

　　广州雅戈尔仅在2001年1至10月就实现了3000万美元的出口额，按照17%的出口退税率，企业应得到退税款3000万元人民币。但直到现在，雅戈尔却仍然一分钱的退税款也没有收到，企业也因此面临资金周转不灵和资金成本增加的双重压力。

　　中山食品水产进出口集团是广东的出口大户，该公司连续9年实现出口创汇超亿美元，2002年出口创汇达3.7亿美元。但由于出口退税指标等因素的影响，退税额严重不足，企业面临出口困境。

　　“出口欠退税问题日益突出，使出口企业尤其是外贸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受到影响，给国家财政和经济运行带来隐患。”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10月10日召开的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工作座谈会的声音振聋发聩。1995～1997年，国家每年拿出相当于中央财政总收入15%左右的资金用于出口退税。从1999到2002年，我国出口退税额这三年的年均增长率为36.3％，但同期中央财政收入实际增长率只有18.2％。显然，欠退税不仅仅带给了企业的重重忧虑，也构成了中央财政的心腹大患。

　　创新退税机制

　　“出口退税改革要标本兼治，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出口退税机制，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要决策。”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国务院总理温加宝先后就广东省退税形势严峻和在全国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工作会议上两次作过退税问题的指示和讲话。人们发现，中国退税改革即将拉开帷幕。

　　同以往所不同的是，此次退税改革着力于机制的创新和完善——

　　适当降低出口退税率。本着“适度、稳妥、可行”的原则，区别不同产品调整退税率。具体要求是：（1）现行适用5％和13％退税率的农产品，仍保持现行退税率不变；（2）现行适用17％退税率的产品，除船舶、汽车及其关键件零部件、数控机床、等产品仍保持17％的退税率不变以外，其它产品的退税率降为13％，主要包括部分机电产品、服装和棉纺织品等；（3）现行适用15％退税率的产品，退税率降为13％；（4）现行适用13％退税率的产品，除了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品，以及按照现行政策征税税率为17％的产品仍维持现行13％的退税率不变外（个别产品除外），其它产品的退税率降为11％，主要包括煤炭、化肥等；（5）取消部分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主要包括各种矿产品的精矿、原油、原木、针叶木板材、木制一次性筷子、软木及软木制品、木浆、纸板、纸浆、山羊绒、鳗鱼苗等。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同时取消其消费税的出口退（免）税；（6）将部分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降为8％和5％，

　　加大中央财政对出口退税的支持力度。对截至2003年年底累积欠企业的出口退税款，从2004年起，中央财政开始贴息。为确保及时足额退税，不发生拖欠，中央和地方财政要足额安排2004年及以后年度出口退税所需资金。中央财政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增量将首先用于出口退税。

　　建立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出口退税的新机制。从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看，出口退税的负担机制与税收分享体制基本是一致的。凡是增值税全部作为中央税的国家，出口退税一般由中央财政负担；增值税作为共享税的国家，通常先从增值税中扣除出口退税，剩余的部分再由中央与地方分享。我国增值税地方分享25％，而出口退税则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利益分享与责任分担不对称。从2004年起，以2003年出口退税实退指标为基数，对超基数部分的应退税额，由中央和地方按75：25的比例共同负担。

　　累计欠退税由中央财政负担。对截至2003年底累计欠企业的出口退税款和按增值税分享体制影响地方的财政收入，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其中，对欠企业的出口退税款，中央财政从2004年起采取全额贴息等办法予以解决。地方财政也从预算中足额安排需承担的出口退税增量资金，并通过增收节支、严格依法征税、严厉打击偷、逃、骗、抗税等工作确保资金到位。

　　配套外贸体制改革

　　历史欠退税问题的解决，有助于缓解企业资金紧张的矛盾，为企业加快发展创造条件；新的退税机制保证“新账不欠”，将提高生产企业通过代理制扩大出口的积极性，有助于推动我国外贸代理制的发展。下一步，将从五个方面深化外贸体制改革。

　　——建立便利、公平的外贸运行机制。进一步形成便利、公平的运行环境，降低市场主体的各种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充分调动各类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积极性。

　　——建立积极、稳定的外贸促进机制。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以财政资金为保障，以市场化运作为基础、体现稳定性和公共性的新型外贸促进机制。

　　——建立快速、高效的外贸监控和反应机制。积极做好加入ＷＴＯ后的应对工作，建立和完善快速、有效的监控和保护机制，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

　　——建立规范、透明的外贸管理机制。加强外贸管理立法工作，改善管理办法，简化行政审批，进一步增强管理的透明度，提高外贸管理的市场化程度。

　　——建立机制完善、协调有效的外贸中介服务体系。进一步改革进出口商会制度，鼓励发展各类外贸咨询和法律服务机构，真正发挥中介组织在外贸发展中的协调促进作用。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