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徐迅雷

　　笔者所在的浙江省，有一家规模较大的企业，由于在规定时间里没有参加当地消费者协会的“年审”，被责令交纳罚款10万元，否则取消“消费者满意称号”。这让企业那个着急啊，后来经过多方斡旋，几经讨价还价，企业交了3万元罚款，才保住了“消费者满意称号”。（见浙江《联谊报》10月11日头版头条的报道）

　　不交罚款，你就不是消费者满意的企业；交了罚款，你就让消费者满意了。这是哪门子的逻辑，外人是不大瞧得懂的。不过真正“满意”的不见得是消费者，而是那个“协会”，大抵你罚款交得越多，他的满意度就越高。报道说，近年来，一些具有官办性质或官助民办的社会团体利用手中的准权力，向企业索取钱财，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其中有些团体通常举行诸如“某某等级”、“某某最佳企业”、“某某十大功勋人物”的认定和“顾客满意度”调查评比等等，成为了横架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准权力组织”，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规范，就利用手中的准权力收取费用或者罚金。

　　说起来，在市场经济中，社会团体是不可缺乏的，有的作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有的成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纽带，它们是克服政府缺陷、弥补市场失灵的中介组织，在中国加入WTO的今天，也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利器。然而，处于“中间组织”的群众组织、社会团体，如果成为准权力组织，有偏有倚，倒向一头，势必损害另一头。准权力组织的“前世”就是缺乏监督管理的社会组织，“今生”于是成了“二政府”、“二婆婆”，与“小政府”的现代管理理念越来越远。

　　社会团体之所以有存在的理由，是因为它们是秉承“服务”宗旨的组织。资料表明，美国现有行业协会达20多万个，仅全国性的中介组织就有21911个，在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每一行业参加协会的企业通常占本行业企业总数的90%以上，他们“万‘会’不离其宗”，就是“服务”，而绝不会是“影子政府”。10月11日，“世界温州人大会”在温州开幕，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500名温州籍人士。其中唱主角的一个社会团体就是温州商会。温州商会组织有130多个商会和行业协会，其中有一位会长说得好：服务性，是温州民间商会的基本工作方式，也是其赢得威信的基础；民间商会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服务意识不断增强、服务领域不断拓宽、服务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民间商会的凝聚力、号召力强不强，并不取决于它的权力有多大，管了多少行内事，而在于它为会员办了多少实事，在行业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不久前，我国打火机企业第一次在欧盟获得反倾销诉讼的胜利，一直秉承服务本行业企业、维护企业共同利益的温州打火机行业协会功不可没。离开了“服务”这个伟大的词语，社会团体成了准权力组织，势必会堕入“收费罚款”的泥淖。

　　对行业协会进行改革，刚刚出了一个利好消息：南京市将对现有130多家行业协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推进行业协会与政府脱钩，规定政府公务员不得在行业协会兼职，使行业协会彻底摆脱“二级婆婆”的角色，真正成为服务企业、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南京现有130多家行业协会中，90％以上是由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的，行业协会主要领导成员中，30％以上由职能部门负责人兼任，兼任的科级以上政府公务员就有284名，许多行业协会实际上与职能部门“合署办公”，成为半官方机构。“到2004年底，所有由政府职能部门设立的行业协会都将与政府脱钩。”（人民网南京10月10日电）

　　缩小公权力、扩大社会自治权，是今后发展的必然趋势。当我们的政府由“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将许多不该管的职能还权于社会的时候，社会团体千万不可异化“自治权”，因为“社会自治权”从本质上说，不是一种管理的权力，而是一种服务的责任。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