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中杰

　　去年的首都机场。从香港归来的一位中年男子正欲走出机场，被一海关女关员叫住随机抽查，仪器将他的小行李箱检查了一遍，又让打开。看见一本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在香港出版的学术著作（大陆许多高校图书馆都有）。女关员基于条件反射脱口而出：境外出版物，依法予以没收。这是在使用习惯运行下的权力，要是一般人只好任海关处置了。可是那位中年男子不服，立即发问：“这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学术著作，在香港三联书店买的，海关依据什么规定没收？”。

　　对方不回答，大概以为被没收者是不屑一顾的，习惯于用轻蔑的态度对待人。可是这次遇到“硬茬”了，那男子寸步不让，坚定地说：“你要没收也行，但你得给我个手续吧，不能说没收就没收。”那个运作权力的女关员竟不想给手续，只是表了个态：“你有异议，明后天来找。”这个“硬茬”是要做公民的人，是个维护个人尊严的人，他来了个有力的还击：“没有手续凭证，我来找谁？”对方退却了，给了他个“海关代保管、扣留凭单”。

　　这个“硬茬”不但是个要做公民的人，而且是个律师，就职于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名叫朱元涛。他多次索要而对方不退还，在督促之下，才得到一纸《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收原因是“走私”。今年1月1日，朱元涛将首都机场海关告进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法院撤销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判令被告还书。在法庭上，他才彻底明了人家视自己为“走私”的原因：海关认定这本书是“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有害的印刷品”。

　　这显然是以精神观念代替法律，而任何人都没有把精神观念法条化的权力，首都机场海关竟这样做了。且不说海关人员有没有审查这部著作的学术背景和资格，即使有，你在学术上也是一家之言，在发言权上和这部著作是平起平坐的，为什么竟然给人戴政治帽子定罪呢？这不能不是文革思维和文革惯性，所用的定罪语言全是文革经典。人们说文革时没有法，其实有一张相当可怕的“法网”，这就是意识形态法条化，只要你在观念上稍有不同，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利益需要来给他人定罪，在你头上加个“反对什么什么”的帽子，你就要受到专政。在以法治国的今天，一案在庭，是执行精神观念还是执行法律？答案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是，一审法院执行精神观念，朱元涛败诉。二审法院———北京市高院执行法律，朱元涛于今年9月8日胜诉。二审不根据书的内容，只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因此，首都机场海关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缺乏对禁止进境事实认定的依据，其做法违背了行政执法“行为有据”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这本书与法规限制的出入境物品挂不上钩。事实也正是这样，断定一部学术著作的价值与性质是首都机场海关做的事吗？有什么资格拿出“反这个”“反那个”的根据充作“法律”来用呢？当年的“革命群众”可以这样搞，现在则有点过时。

　　法律不能没有一定的精神支撑，但作为社会精神形态和化入一定精神的法律形态不是一回事，作用也不同。进步的文明的法律，对于精神领域是中立的，不介入的，让精神领域的问题由精神交流去解决，法律的责任是为这种交流提供公正的、平等的平台，以保证这种交流的正常进行，只按法条对照事实运作，而不是凭精神观念肯定这个，否定那个。否则，势必造成群体暴政。文革的惨痛教训应永远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