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国庆前夕，河南汝阳县大安乡的乡村医生张某，因为用菜刀替一位处于弥留状态（或已经死亡）的产妇做剖腹产“手术”，而被当地警方以“涉嫌非法行医”的罪名刑事拘留。

　　对于张某，我不知道应该是赞扬还是诅咒，因为那位产妇的死因还在调查中。然而，不管张某用菜刀切开孕妇肚子的那一幕令我等城里人觉得多么血腥，多么难以想象，但婴儿却因此得救了。在那个弥漫着死亡气息的秋日黄昏，当“张某对孕妇采取了人工呼吸、胸部按压等急救措施”仍然无效之后，他能怎么办呢？他能够找到的只有一把菜刀！

　　也许，我们的赞扬或诅咒都不应当指向张某，因为抢救一位难产的孕妇本来就不是无行医执照的他该干的事。我们继续追问只会让自己陷入尴尬：如果张某不出诊，孕妇和婴儿全都得死；如果张某出诊，等待他的却是“涉嫌非法行医”的罪名。

　　也许，更应该让我们感到惊讶的不是张某的“手术器械”，而是为什么在总人口中仅占30％的城市人却消费了95％的医药商品？为什么80％的假劣药品案件都是在农村发生的？为什么从1990年至199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2．2倍，而同一时期的门诊医疗费却增长了6．2倍，住院医疗费增长了5．1倍？……

　　有学者预言，所有这些问题都会随着GDP的增长自然而然得到解决，我们姑且相信这是对的。但在此之前农民怎么办呢？今年春季SARS肆虐的时候，不少地方的农民放爆竹驱邪，引来不少人要提高农民科学素养的议论。可是，面对来势汹汹的SARS，对那些平时得病都只能靠“干背、死挨、等死”来对付的农民来说，还能指望什么呢？放放爆竹至少会得到一点心理安慰吧？

　　中国农村卫生政策课题组的专家指出：恰巧是在GDP远低于现在的上世纪80年代前，中国的农民享受到了最基本的医疗保障。那时的公社卫生院和“赤脚医生”能够向农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和初级卫生保健技术的指导，许多肆虐了多年的传染病都是在那个时期被控制的。而像血吸虫病这样著名“瘟神”的去而复归，却是在这个虽然水平很低却非常有效的保健网解体之后发生的。这一事实说明GDP的高低不是农村医疗状况的主要决定因素，政府公共卫生政策的倾向性，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因此，应该尽快采取一些根本性的措施，从社会、文化和医疗等方面再造农民的福利，阻止市场经济主导下越来越将农民边缘化的文化继续扩展。

　　张某迟钝的菜刀从孕妇的腹部划过，整个农村都感到了不能承受之痛！这值得所有关心中国前途与命运的人仔细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