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非典”病魔肆虐我国，使国人重新审视社会公共卫生问题。按照财政理论，防治“非典”只是公共卫生的一种，而公共卫生是一种社会公共需要。社会公共需要是政府存在的依据，是政府服务的标的。有鉴于此，笔者觉得农村公共卫生问题值得社会重视，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防范风险。

　　独特的农村公共卫生风险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公共卫生通过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来实现。以“赤脚医生”为卫生员的卫生制度使农村居民能够便捷地获取初级卫生服务，保障了低收入水平的农村人口的身体健康，同时有效地防范了农村公共卫生风险。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市场化促进了农村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同时，农村医疗卫生领域也逐步走向市场化。农村医疗市场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大部分村级卫生所私有化，乡镇卫生院所获财政补助相对减少，农村卫生机构成了盈利组织；其二，农村医疗人员不再吃“皇粮”，其收入依赖于自己的医疗收费；其三，药品市场运作不规范，药品采购过程中腐败现象严重，药品价格昂贵。根据国家卫生部组织的国家卫生服务调查，1993年农村应住院而未住院者中有58．8％的人是出于经济困难，1998年这个比例增加到65．25％。

　　农村医疗市场化增大了农村单个居民医疗风险的同时，也增大了农村居民整体的公共卫生风险。农村公共卫生风险具有不同于其他风险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第一，农村的公共卫生风险多发生在农村贫困人口中。农村贫困人口维持基本生活的费用都指望着政府资助，抵御疾病风险的经济能力很弱。贫困农民往往有病无钱医治，小病拖成大病，大病酿成不治之症。第二，农村公共卫生风险具有隐蔽性。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的社会保障是以土地为基础的家庭式保障。农民的疾病风险是靠农户家庭防范，而且基于传统文化，因家庭成员发生疫情而上访的事件不会发生。所以，农村公共卫生风险分散于农村的千家万户，容易被人们疏忽。第三，农村公共卫生风险具有分散性。虽然我国13亿人口有9亿在农村，但是广大农村地广人稀，人口密度远比城市小得多。即使某个村庄发生了传染疫情，其传播速度也受到空间限制。

　　农村公共卫生风险的防范

　　农村公共卫生风险是指有关农村医疗、防疫、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等方面的风险。农村公共卫生风险由于其隐蔽、分散，容易被人们疏忽。相比之下，虽然城市人口也面临着社会公共卫生风险，但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卫生投入一直集中在城市，社会医疗和救助制度建设的重点也在城市，城市人口享受着卫生服务的优先性。20世纪90年代末，农村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占70％以上，然而在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总投入中，农村卫生费用大约只占20％。可见，农村公共卫生风险比城市更为突出，农村贫困人口的医疗保健需要全社会关注。

　　我国应把防范农村公共卫生风险作为政府职能重视起来，把农村公共卫生提高到与城市公共卫生同等的地位，中央财政应直接给予资金支持。城市财政在重视本身公共卫生的同时，要与贫困乡镇结成“扶贫帮困”纽带，抽出资金支持贫困乡镇的公共卫生风险防范工作。农村乡镇不能忽视公共卫生，应把公共卫生支出列为专项支出。在医疗市场化的同时，鼓励慈善组织、私人卫生机构致力于公共卫生事业，在公共卫生方面形成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分担风险的机制。

　　在农村政府的医疗、防疫、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服务等四项公共卫生职能中，政府应执行防疫为主，妇幼保健、计划生育、医疗为辅的方针，把有限的资金集中用在刀刃上。继续发挥村卫生所、乡卫生院的作用，赋予它们公共卫生职能，在补助资金安排上实行优先原则，即使是贫困地区这种资金也要足额供应。对于类似于“非典”的那种危害性大的疫情，在资金方面由中央财政“兜底”。

　　(赵万水 江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