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东南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六朝松艺文笔丛”共8种，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杂”，文化、政治、经济和艺术几乎无所不包，既是每一部书，也是小说、诗歌、绘画、音乐、电影、书法……纵横捭阖、洋洋洒洒，但杂而不乱，每篇文章总离不开艺术和文学。

　　比如张渝的《青春的子弹》，着重在绘画艺术，重头戏在该书的第一辑里，主要谈论“长安画派”。正像作者所说，崛起于上世纪60年代的长安画派是一个让人屡屡动情的画派。它的内涵与外延、上限与下限，甚至它的名称本身都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他不仅谈了“长安画派”之说的原由，更令人感兴趣的是深入分析了长安画派的画家不同的心态。譬如，被喻为长安画派主将的石鲁并不买账，声称要搞一个“窑洞画派”，而另一位主将赵望云更不愿意承认“长安画派”这顶帽子，就连后起之秀的方济众也拒绝加在自己头上的“长安画派”之名。作者谈到长安画派的“三足”之一何海霞时，称其是“为了船主工作的”水手，非常形象地揭示了何海霞绘画艺术在张大千、赵望云、石鲁三人“阴影”笼罩下的尴尬的守成地位。《青春的子弹》的另一个“看点”是对贾平凹书画的评论，书中《且看下回》一文说贾平凹的绘画在众人的吹捧之下，像似“皇帝的新衣”：胡乱涂抹也绝非大气。倘若为了一己“畅美”而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涂鸦固无不可，但要印成集子行销市上则未免有些欺世。张渝感慨说，“读先生的画，耳边似乎总能听到那个小男孩的声音：看呵，皇帝他什么也没穿！”说得实在，说得痛快。但两年以后，其批评态度有了变化，两年后的今天，他却欣赏起贾的绘画来了，这倒不是他的批评立场有所改变，而是平凹的作品有了质的提高（《人到中年：走向颓废与寻找天真》），作者找到了贾平凹书画成功的“底子”———颓废与天真。这里的颓废之美乃任性而发。事实上，颓废之“废”所要废止的恐怕是所有的假正经，而非生命的本真。即使这样，张渝仍然不客气地指出贾平凹的书画技法上的欠缺：如果平凹还想在绘画上走得更远，他就必须补上这属于“后”（指笔法）的一面的课。“若论技法，贾氏书法中不是一点儿也没有，但含量不是很大，也不复杂，甚至单调得有些贫弱。”

　　臧杰的《艺术功课》充溢着较多的个人色彩，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些“趣味的碎屑”、“一些散淡的功课，这里面既有艺术的功课，也有人生的功课”。在“影像寓言”一辑里他谈论的主要是电影，其中《“鬼子来”：虚无的尽头是什么》一针见血地指出姜文改编的电影《鬼子来了》的最大弊病是“丢掉了民族的特质，让一切都轻飘飘地归于人性，天真是人性、愚昧是人性、软弱是人性、凶残是人性、狡诈是人性，整个世界就是人性的一锅粥”。进而指出，姜文过于追求宏大的姿态，过于着重诗意，过分地用泛民族主义去迎合一些人和一些评奖。

　　《艺术功课》一书除了对电影的关注之外，还涉及音乐与绘画。如《灰暗的节日》是关于2000年青岛“地下音乐节”的记述，《终极的末路》写的是一个艺术家的困境。在这些丰富的文字背后，透出了臧杰真实的情感，也不难看出他爱好趣味的广泛。

　　《艺术不艺术》的作者宋文京是一位书法家。时下的许多书法家与历史上的不同，大多会“写”不会“说”，而宋文京会“写”也会“说”———也敢“说”。譬如他在《书法是另一种发呆》里说：书法之所以引逗得那么多人魂牵梦绕，是它有一种气质，有一种内在的魅惑，如同好美眉吸引了男孩子，也如伟丈夫吸引了小女生，没有致用之功，就是吸引，就是两情或两性的相悦，无他，艺术也常常是这样，充满无用之用的吸附力和诱惑力。他还说：书法是无韵的诗，是无色的画，是无声的音乐，是平面舞蹈，等等。看来个中滋味也惟有实践者方能品出。

　　《人缘与书缘》是董宁文关于作家学者的访谈录，被访者既有老一代，如施蛰存、杨绛、王辛笛、金克木，也有“后起之秀”刘震云、苏童、池莉，等等。董宁文作为南京《开卷》杂志的执行主编，“结交天下文人学士，成绩斐然可观”，关于其人其书，用诗人王辛笛老先生的话说，“当今物欲横流，人心浮躁，苟能定下心来，熟读心爱的书，采访所心仪的作者，在宁文视作一种福分，在读者则沾光无限了。人生至此，不亦快乎。”

　　另外，伍立杨的《墨汁写因缘》、罗文华的《与时光同醉》、逄金一的《双倍的生活》和薛原的《留恋之矢》也大都是关于书和艺术的随笔，字里行间，洋溢着文艺趣味的“碎屑”，可谓笔底波澜，各有千秋。

　　总之，这套装帧精美的《六朝松艺文笔丛》特点鲜明，内容广泛，有很强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臧杰在《艺术功课》的序言中说，他最害怕的写作，是远离了性情的写作、远离了真实与情感的写作。写作有时候就是映照自己的一面镜子，如果你借着这面镜子，看不见自己，看不出自己的精神指向，那么，你的写作，无非是堆砌了一点文字而已。这8本风格不同的书不用担心会出现这种问题，因为他们每一位作者，在他们的文字里，都能以真诚面对自己，著写自己为己任。钟玮

　　（《六朝松艺文笔丛》，薛原、徐雁主编，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